[2007年危機后遺癥至今仍伴隨我們。它最具毀滅性的影響是加強了非常規貨幣政策的使用。不幸的是，這種方法創造出一種政治環境，過去確立的規范已經被侵蝕]

　　經濟危機在全球爆發至今已經10年。在2007年7月前，次貸危機只局限于美國內部，但隨著德國兩大地區性公有銀行——薩克森銀行和德國工業銀行受到波及，不得不請求援助，政策制定者們突然意識到，全球金融系統已經變得緊密相連。

　　2007年危機后遺癥至今仍伴隨我們。它最具毀滅性的影響是加強了非常規貨幣政策的使用。不幸的是，當政策制定者10年前爭先恐后地尋找“長槍大炮”對付危機時，他們就為一種古老角色的回歸搭起舞臺：準備扣動扳機的鐵腕人物。

　　在金融危機的頂峰時期，政治家們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依賴商業本身。中央銀行需要提供大量的流動性，政府需要用擴張的財政來補充貨幣政策。于是中國和美國分別在2008年和2009年推出了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然而，這些應對金融危機的特殊手段中有一部分已經被證明收效很差，并且遭到放棄和修正。比如在美國，隨著2008年10月由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簽署生效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生效，美國財政部啟動項目，直接出資從金融機構手中購買抵押貸款率高的不良資產。但實際操作過程比最初預想的更加復雜，政府在幾個星期內只是簡單地重新調整美國銀行的資本結構。

　　還有些錯誤決策更是難以輕松扭轉。比如，為了防止銀行系統擠兌，愛爾蘭政府為所有銀行存款提供全面擔保。愛爾蘭這一單方面決定造成了歐洲其他國家銀行系統的不穩定。一時間，其他國家政府不得不擔心自家銀行的儲戶會集體逃往有國家作后盾的愛爾蘭銀行（不考慮愛爾蘭政府根本無法負擔這一保證帶來的開支）。

　　雖然這樣，但從整體上看，應對金融危機的行動還是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這場拯救行動的領導者們有資格為阻止了大蕭條的再次發生而志得意滿。但是，由于非常規政策作用明顯，它們現在被濫用于應對任何問題，憲法保障正在被逐漸拋棄，并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官僚主義憂慮。

　　早在2008年，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就曾警告稱，美聯儲正處于“其法律和默示權力（喪失）的極端邊緣”。當然，有些人會問，為什么政策制定者不能為了國家的福祉忽視此邊緣？但援引“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是為專制獨裁辯護的慣用伎倆。美國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注意到這個概念危險的模糊性，并寫到，“公共利益、人民利益是所有政府宣稱的終極目標，是最專制的，同時也是最自由的?！?/P>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觀點認為，一位強勢的領導人可以而且應該能自己解決問題(女性很少成為強勢領袖)。這種做法已經在2009年俄羅斯政府應對鋁價暴跌的反應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強人傾向于標榜自己在處理特定問題時的獨一無二性。通過聚焦于一場狹窄的“危機”，那些領導人創造了一種思維模式，即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變成危機，而應對危機需要立即、有效且不受約束地行動。

　　這種危機后產生的心態與德國政治理論家卡爾·施密特的“決斷論”學說一致。曾于1933年加入了納粹黨的施密特認為主權決策是政治進程的核心特征。當領導人作出政治決定時，他們重申對主權概念本身的控制，而主權概念正隨著全球化各個階段的推進被逐漸侵蝕和改變。

　　對于施密特來說，重要的是決定已經被作出的事實，而不是領導人如何作出決定的過程。一個主權國家“需要”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來保護那些受到威脅的利益。通常，這需要象征性的姿態。例如，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挑選出瑞士手表、日本絲綢產品以及其他具有國家特色的進口產品（提高關稅）。（《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1930年簽署成為法律，將美國2000多種的進口商品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進而引發了全球性的關稅壁壘和貿易戰，加劇了1929~1933年的大蕭條。）

　　今天的保護主義也不例外。想想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就曾威脅對德國兩大汽車巨頭——寶馬和梅賽德斯-奔馳征收高額關稅。

　　為了應對特朗普的威脅，歐洲也進入了象征主義政治。如果特朗普目前的政策繼續跟進，歐盟可能會將報復目標鎖定為代表著獨特美國精神的波旁威士忌。這種威士忌大量產自美國肯塔基州，而這里也恰是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的家鄉。

　　令人感到不幸的是，這種方法創造出一種政治環境，過去確立的規范已經被侵蝕，而新的規范還沒有建立。出生在蘇聯的英國記者彼得·波梅蘭采夫把他描述蘇聯解體后生活的著作命名為《一切都是假的，一切皆有可能》，這個名字完美地詮釋了我們當前所面臨的狀況。既然危機已經成為常態，我們都是解體后的蘇聯。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翻譯：孫維維。版權：ProjectSyndicate)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