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國剛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財政與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中國金融》2018年第9期

　　2018年4月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的主旨演講中，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將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列為擴大開放的首位，強調指出在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方面，2017年年底宣布的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地，同時要加大開放力度，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范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4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提出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并強調了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三項原則。這標志著，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金融業將迎來新一輪的對外開放大浪潮。對中資金融機構而言，這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對國際金融發展而言，這將是邁上全球化新平臺的重要契機。如何認識此輪的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筆者認為以下幾方面內容值得關注。

　　金融業開放的新信號和新特點

　　此輪中國金融業大幅對外開放是在中美貿易發生摩擦的背景下展開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自競選伊始就鼓吹著“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的口號，上臺以后屢屢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威脅著眾多對美貿易順差國家和地區。2018年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了擬加征25%關稅的中國商品清單，涉及每年中國出口美國的價值約500億美元的1333個商品（其中包括機械設備、電子信息、醫藥化工、航空航天等領域的產品）。面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方予以堅決回擊。當天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于美國的價值約500億美元14類106項商品（其中包括大豆、汽車、化工品等）加征25%的關稅。由此，中美貿易糾紛升級。面對二戰后最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眾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將維護國際自由貿易的希望寄托于中國，因此，中國的抉擇至關重要。

　　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關于加大對外開放的論述釋放出了如下三方面重要信號。

　　第一，中國將繼續走深化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40年來，改革與開放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改革為開放創造著條件，開放推動著改革深化。盡管國際風云變幻莫測，發生多次金融危機沖擊，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不變。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從這個角度說，就是要穩住改革開放的總取向，根據具體條件的變化，積極努力地推進開放，并且不斷地加大開放程度。這給國際社會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即不論中美貿易摩擦會發生什么變化，中國對外開放的總取向不變，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不變。

　　第二，中國將加快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經常項目由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等構成。在中美貨物貿易中，中方處于順差（即美方處于逆差）狀態，但在服務貿易中，美方處于順差（即中方處于逆差，2017年中方對美方的服務貿易逆差超過380億美元）。盡管如此，中方并不以服務貿易項的逆差為依據，實行服務貿易項的“保護主義”，而是著眼于大局和未來發展，加大對外開放力度。這既體現了中方的自信和維護國際貿易體系的決心，也告知了美方不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應以經濟全球化大局為重，以和平發展的大局為重，實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是沒有出路的，也是不自信的表現。

　　第三，加快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中資金融機構的業務和市場競爭主要在中國境內展開。40年來雖然金融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依然主要局限于中國境內市場。一旦加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外資和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境內，中國境內的金融市場將快速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由此，“與狼共舞”就將成為現實。這一變化將大大提高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眼界、國際化業務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由此，中資金融機構一方面要加大體制機制的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步伐，另一方面也要加快了解學習國際先進經驗與市場運作方法的進程。

　　習近平主席對金融業加大開放所做的重要論述有三方面新的特點。第一，加大開放的舉措具體明確。不僅直接強調了“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地”，而且強調了“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范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第二，加大開放的內容豐富。它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提高金融機構中的外資占比，如準許外資控股；二是放寬對設立外資金融機構的限制，準許設立獨資型的外資金融機構；三是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的業務范圍，實行國民待遇，使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與中資金融機構基本一致；四是在拓展中外金融市場合作的基礎上，逐步有序地開放中國境內的金融市場。由此，將金融業對外開放從機構的資本構成擴展到了業務范圍和金融市場層面。第三，加大開放的多方位協調。加大開放不僅包括金融業，也包括汽車業等制造業，同時，加大開放的舉措還包括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主動擴大進口等，這既指明了此輪加大開放是多方面舉措協調配合的“組合拳”方式，各方面有著互動效應，也指明了金融業對外開放中需要重視的條件變化，需要與保護知識產權、主動擴大進口等相向而行，協同展開。

　　對金融業加大開放的新認識

　　自2017年中央提出加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政策以后，中國境內就有一些人對此憂心忡忡，認為它將引致外資或外資金融機構掌握中國境內金融命脈，將使中國金融市場成為外資金融機構橫行的市場，成為西方國家金融風險（乃至金融危機）傳染擴散的市場。對此，我們一方面需要高度警惕這些現象，采取必要的且符合國際市場規則的舉措，避免這些現象蔓延以致釀成大禍；另一方面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對外開放”的具體含義和理念。

　　從具體含義上看，金融業屬于特殊行業，各國和地區均實行牌照管理機制，有著明確的準入限制。在主要經濟體之間，金融業“對外開放”基本上實行對等安排機制。例如，中方同意美方在中國境內設5家美資獨資銀行，則美方也應批準中方在美國設5家中資獨資銀行，如此等等。這意味著，如果美資銀行（及其分支機構）不能在中國境內設立的話，那么，中資銀行（及其分支機構）也難以在美國設立，由此，中資銀行又如何“走出去”、又如何國際化和推動金融全球化？因此，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同時也包含著他國對中資金融機構設立的開放。

　　從具體理念上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境內已建立了門類比較齊全、數量充分的金融機構，中國居民對這些金融機構總體上是信任的，有著很強的地緣親情，同時，這些金融機構也有著很強的服務能力、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能夠在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境內后與它們展開有效的市場競爭。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前后，一些人也曾感到一旦銀行市場開放，中資銀行可能落敗，但十幾年來的歷史表明，中資銀行在這一時期快速發展，成長為國際社會中高質量的金融機構，以至于全球10大銀行中中資銀行就占據了半壁江山。2016年底，中資存款性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2303755億元，外資銀行的資產總額為31670億元，前者為后者的72倍；中資存款性金融機構數量3000多家，外資銀行（包括分支行）也僅百余家。因此，在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境內所展開的市場競爭中，對中資金融機構應有充分的自信。

　　從金融命脈上看，如今的市場經濟是一個法治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金融也不例外。既然是中國境內金融市場競爭，那么，不論是中資金融機構還是外資金融機構都必須遵守中國法律法規，這是國際通行規則，也是一國金融主權的具體表現和主要機制。由此，中國金融的命脈必然掌握在中國人手中。更不用說，中國有著數以千計的存貸款金融機構，數以百計的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在這龐大的金融機構群體中再加上一些（如幾十家）外資金融機構，不至于發生顛覆性的現象。同時，在各金融領域中均有一些舉足輕重的大型中資金融機構起著壓艙石的作用，它們的股權結構中，國有股權占控股地位且并無出售的意向，因此，不會發生一些人假設的主要金融機構為外資所掌控的情形。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聳人聽聞的說法是缺乏事實支持的。

　　從金融市場上看，與各國和地區的金融市場一樣，中國境內的各種金融市場也是有法治有監管的市場，各家金融機構都必須遵守中國境內的法律、服從金融監管，外資金融機構也不例外，由此，不存在誰能游離于法外而橫行天下的問題。此外，就某項市場操作而言，假定外資金融機構得利了（它并不一定意味著中資金融機構的失?。?，中資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各種路徑向它們學習、借鑒，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創新，因此，也不存在“一招鮮吃遍天”的橫行說法。

　　總之，加大金融業開放，對中資金融機構和中國金融監管部門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機遇大于挑戰，中資金融機構應勇于面對這一挑戰，中國金融監管部門應積極迎接這一挑戰，而中國各界人士應對中資金融機構戰勝這一挑戰有著最起碼的自信。因此，加大金融業、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即便短期可能給中資金融機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從長遠來看，它有利于將中資金融機構打造成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化金融機構，也有利于發揮中資在“一帶一路”實踐中的國際創新能力和推進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能力。

　　中資金融機構的應對之策

　　外資金融機構加快進入中國市場，對中資金融機構來說，無疑存在著嚴峻挑戰。與加入世貿組織時相比，此輪的金融業對外開放有著三方面差別。第一，中資金融機構的自信心不同。在加入世貿組織時，大多數中資金融機構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操作還不熟悉，對外資金融機構多少有著不摸底或恐懼感，由此，從1999年起就在疾呼“狼來了”。但經過十多年的磨礪，中資金融機構對外資金融機構已基本不再視為異類或“洪水猛獸”了，同時，中資金融機構與外資金融機構進行了眾多的業務合作，保持著比較良好的業務關系。2004~2017年，中資銀行業的資產總額從31.6萬億元增加到252.4萬億元，增長了近7倍。在這些基礎上，中資金融機構面對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應當更有底氣更有自信。第二，中資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不同。在加入世貿組織時，中資金融機構總體上還比較羸弱，尤其是1999年剝離1.4萬億元不良資產使得社會各界為它們都捏一把汗。但十多年過去了，中資大型銀行已全部股改上市了，中資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等也都經歷了國際金融沖擊（尤其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的洗禮，同時，通過業務創新、風險管控、人才培養、市場競爭、走出去等，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已明顯提高。第三，國際金融發展態勢不同。國際金融危機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經歷著重新整合重新洗牌的大變動。如今雖然美國金融市場已趨平穩，但歐洲金融市場還在修復之中，這一過程尚未完全結束。同時，隨著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尤其是貿易保護主義等）的大逆轉，引發經濟金融震蕩的幾率在提高，高杠杠問題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并未消解，由此引致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也還可能卷土重來。因此，國際金融走勢更加復雜多變。

　　中國金融業加大對外開放，對中資金融機構而言，要有效迎接挑戰，把握好、運作好和開發好機遇，需要做好五個方面的應對。

　　第一，尊重市場規律，強化學習，把握好國際金融市場內在運行機理。金融業加大開放是雙向的，既是外資金融機構走進來的過程，也是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的過程。不論是外資走進來還是中資走出去，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都將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特點的角力平臺。國際競爭是一個長期行為，如果只看到浮在面上的角力點，求一時之短長，可能落入意想不到的陷阱，也可能為表面的迷障所困惑，還可能失去立足支點，為此，需要提高洞察能力，明辨方向，選擇合適的應對舉措。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入弄清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機理，把握市場發展總趨勢，以不變應萬變；同時，加強各類學習（包括向外資金融機構學習），提高發現問題、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二，加快培養自己的國際運作團隊。在國際市場中作戰，需要有千百支能夠進入國際市場、有著國際經驗的能打勝仗的國際團隊。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雖然中國境內金融市場的國際色彩有所提高，但還難說是一個真槍真刀對戰的國際市場，由此，中資金融機構尚未在市場競爭中培養鍛煉出一大批具有國際市場操作能力的專業團隊。與此不同，外資長期在國際市場中摔打磨礪，有著高水平的各類金融專業團隊且協調配合程度較高。如果中資金融機構不能快速地補上這個短板，那么，即便有著中國境內的各種優勢，也難以在競爭中取勝，更不用說邁出國門了。

　　第三，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對中資金融機構而言，體制機制改革既是一個宏觀問題，也是一個微觀問題。內在機理是，受長期的計劃經濟影響，中資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金融機構）的內部行政化問題相當嚴重，在一些場合，決策和運作甚至由行政機制導向。國際市場是無情的殘酷的。如果體制機制不符合市場機理的要求，那么，不僅將貽誤戰機，而且將轉優為劣，其結果將違背加大金融業開放的初衷。

　　第四，強化風險管控和金融創新。防范風險和金融創新是金融機構運作中永恒的主題。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資金融機構的防控風險機制（包括制度、流程、技術、預警等）有了質變式提高，創新能力也有了空前增強。但國際市場行情千變萬化，風險也云波詭譎，在金融創新展開中還將增添新的風險，由此，進一步完善風險管控機制，并通過金融創新的展開來規避風險、化解風險，是必由之路。中國有句老話“平安使得萬年船”。國際市場波濤洶涌，難以使得金融運作“平安”，只有持續提高風險管控能力和創新發展能力，方才可達“平安”之境。

　　第五，確立法治理念，服從金融監管。長期以來，在中國境內，一些中資金融機構養成了遇到與制度沖突之事就與監管部門協調解決的習慣，這是行政化的一個不良表現。在加大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行政協調將越來越難以運作，取而代之的是法治。在貫徹市場“公開、公平、公正”原則的背景下，中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將一視同仁，由此，中資金融機構應改變對行政協調機制的依賴，全面落實服從金融監管的法治理念和行為，避免由此引致的中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政策差異，給外資金融機構以監管歧視的口實。在進入他國金融市場展開金融運作中，更應以法治理念為先，避免因失去行政協調機制的保護而束手無策。

責任編輯：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