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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丨重視數據的要素屬性,打造國內高效一體化供應鏈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2020-04-15 16:31:22 數據 要素 金融安全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2020-04-15 16:31:22

            核心提示保障數字安全,建立合理的隱私保護制度。數據需要從資源變為可用于營利和非營利性使用的數據資本,需要建立在合法保障隱私的基礎上。

            在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深刻變革的關鍵時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為進一步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速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一國的生產要素總和決定著該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推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是我國保障供給側改革穩步進行,穩定潛在GDP增長率的關鍵舉措。從產業鏈的視角來看,生產要素、基礎設施和制度三者成為產業鏈上游高質量供給的決定性因素。其中,要素市場是一國或地區生產活動的基礎,基礎設施作為公共物品和瓶頸產業直接制約下游產業的規模和生產率,制度則通過構建高效市場和營商環境來促進企業生產產品和資源公平分配。當前,我國基礎設施總體已經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制度建設水平通過多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及落實也有穩步提升,因此,進一步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是打造國內高效一體化供應鏈,從而保障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的重要環節。

            《意見》明確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高效配置的主要舉措,為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明確了方向。從當前我國市場發展的實際來看,打造國內高效一體化供應鏈,建設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匹配的要素市場需著重解決好兩個問題:其一是要堅持以市場機制作為要素資源配置的基礎,使要素價格能夠真實反映生產要素的供求。其二是要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制度改革彌補市場失靈,引入數字化等新技術來降低要素市場的交易成本;只有當要素流動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時,要素市場才能真正有效運轉。在積極推動土地和資本兩大要素市場化建設的同時,抓好數字經濟時代賦予的新機遇,重視數據的要素屬性,以新思路新舉措推進數據、技術和勞動力要素市場化建設,對于打造國內高效一體化供應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明確數據的要素屬性,構建公平競爭的數字市場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經成為新興的生產要素。數字經濟的兩大價值來源包括數字化和平臺化。首先,通過將數據資源轉化為數據資本,進而開發成為數據智能。數據的價值來自于創造大量非結構性數據,通過將其轉變為具有預測價值的結構性數據,再采用算法和模型分析轉換為數字智能,最后在政策和產業層面實現數字化應用。其次,淘寶、京東等數字平臺已經成為新興數字市場,作為新的交易中介逐漸取代傳統線下市場。此外,價格調節供求的功能也逐漸被算法取代。數字平臺通過控制交易數據,再利用算法對消費者需求進行分析和預測,指導供應商的生產行為。

            第一,聚焦要素市場化目標全面打造數字政府。首先,加強頂層設計,全面實現政府文件數字化?!兑庖姟访鞔_提出要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要優化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加快推動各地區各部門間數據共享交換,制定出臺新一批數據共享責任清單;要研究建立促進企業登記、交通運輸、氣象等公共數據開放和數據資源有效流動的制度規范。這些舉措對于構建包括信息層、平臺層和應用層的數字服務整體框架意義重大,有利于解決信息“孤島”、數據“煙囪”等問題,建立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建立統一的政務數據共享和開放平臺,實現數據真正互聯互通。其次,建立跨機構信息共享平臺,將數字資源加工成數字資產。開發和提供數字應用,尤其應當加大對科研等領域提供數據便利的力度,大力鼓勵數字化技術的研發。再次,建立數字服務創新中心,確定開放標準和數字內容系統解決方案。最后,建立面向企業的采購清單,以政府采購方式來購買數字化硬件和服務。

            第二,構建以競爭政策為基礎的數字市場監管體系。首先,明確數字平臺的數字市場本質,將平臺監管納入制度建設范疇。數字平臺以私營身份運營數字市場,極有可能因為追求壟斷利潤導致市場失靈。數字商品具有免費商品屬性,傳統的價格監管來限制壟斷的方式可能失效。應當擴大消費者剩余范疇,例如消費者隱私、個人數據保護、消費者選擇、轉換成本和鎖定效應等,來應對數字市場新型監管要求。其次,保障在線交易的中小企業公平競爭。數字平臺居于壟斷地位,依托于平臺而交易的中小企業在價值鏈治理中缺乏話語權。平臺可能通過算法等方式來控制數字市場供求,使得中小企業的利潤受損,因此應當明確界定數字平臺的權限,保障中小企業的公平交易。最后,確保數字平臺對所有企業的開放和公平訪問,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三,明確數字主權、保障數字安全。首先,要明確數字主權。數據具有價值,但其價值來源于控制權而非所有權。數字平臺上產生的社交或交易數據,可以界定為集體數據所有權,即個人與平臺共有。通過設立集體數據基金的形式進行管理,為進一步開發為數字資本明確權限。其次,保障數字安全,建立合理的隱私保護制度。數據需要從資源變為可用于營利和非營利性使用的數據資本,需要建立在合法保障隱私的基礎上。目前保障數據隱私逐漸成為國際共識,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明確提出數字平臺在搜集數據前必須明確告知用戶數據保護規則、哪些數據可以合法搜集、是否需要征得用戶同意,明確規定個人數據的使用方法。在隱私保護相對滯后的國家和企業可能會被限制參與數字貿易。

            二、優化技術合作開發體制,激發創新主體積極性

            眾多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技術要素進行創新、轉移和商業價值創造的完善市場體系。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最大優勢是大批具有前沿技術的科研技術人員,尤其是基礎學科等元創新領域,通過密切對接企業資本能夠充分發揮技術合作創新的潛力。高校與研究機構可以以咨詢和技術服務、技術人員交換、合資或合作研發項目、專業化培訓、出售專利或許可權、共同創辦初創企業等多種方式為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提供支持與服務。其中,關鍵點在于如何鼓勵技術創新主體的創新動力、保障技術創新與市場化之間的有效銜接、幫助企業和研究機構規避技術轉化中的風險。

            第一,鼓勵多元化的技術轉讓和轉化機制。研究機構的技術轉移機制可以分為兩類:首先,雙向技術交流,主要通過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密切的技術和知識交流合作來實現。雙向技術交流能夠激發企業參與到研究機構的研發活動中,雙方共擔研發成本和風險,通過項目合作或合資企業等方式共享技術成果。但兩者通常具有明確分工,例如研究機構主要負責研發環節,而產業化和商業化流程將由合作企業來完成。其次,單向技術交流,通常是研究機構到企業的技術交流。在這種方式中,研究中心單獨承擔研發的成本和設備,并通常向企業直接轉讓或銷售技術專利或許可權,或者基于已經成型的技術產品為企業進行本地化或者定制化的再開發。兩種方式的選擇取決于研究機構的研究能力和資金實力,以及與產業集群的協同方式。

            第二,構建技術產品產業化的合理激勵機制。技術轉讓過程中的風險是市場風險,包括新產品或技術能否成功的不確定性、受讓人道德風險、產權轉讓不完全風險等。首先,政府應當鼓勵研究機構與合作企業分攤研發成本來降低財務風險。以延長合作期直至技術項目進入商業化階段,從而降低市場風險和不確定性。其次,研究機構通過提供技術援助和培訓計劃幫助企業規避技術轉讓不完全風險。最后,研究機構可以根據特定企業的特定用途提供定制化和本地化服務,增加技術的資產專用性,降低合同執行風險。

            第三,大力促進數字共性技術的研發。具體來說,主要包括開展大數據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實施云計算和大數據重點專項等重大項目;支持大數據產品研發,建立完善的大數據工具型、平臺型和系統型產品體系;推動數字技術產業化應用,形成面向各行業的成熟大數據解決方案,推動大數據產品和解決方案研發及產業化。

            三、健全人力資源市場體系,弘揚終身學習理念

            第一,以城市群和自貿試驗區為核心,加快健全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從而真正實現以工資為勞動力市場配置的基礎功能。實現在主要城市群中各個城市的同城化居住年限互認,對于徹底解放區域間和城市群生產力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應當進一步在各個自貿試驗區或城市群進行試點,持續破除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之間長期存在的歧視,例如對于來自城鎮或農村的年輕居民,只要符合條件均設定統一的公租房、廉租房和住房補貼申請條件,這對于進一步解放我國廣大農村生產力具有極為重要意義。

            第二,戶籍改革是推動全國大市場形成的關鍵舉措。通過實行以常住地登記制和積分制落戶代替戶籍制度,能夠逐步實現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均質化。逐漸取消戶籍捆綁的醫療、教育和養老等資源限制,大大降低農村戶籍居民在城鎮生活的門檻和不同區域間移民的壁壘,顯著提升居民福利。接下來進一步改革方向應加強農村和城鎮社會保險和醫療服務關聯性,通過平等降低農村全體居民在城市落戶的生活成本,從而鼓勵農村居民整戶遷移,使農村居民從勞動力供給者逐漸過渡到城市消費群體之一,既保障全國一體化高質量供應鏈的實現,又促進統一的全國大市場的構建。

            第三,在數字經濟時代構建終身學習的保障機制。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成為通用技術,也同時加快了工作任務的自動化和對勞動力替代的進程。但是,由于我國仍舊處于勞動力成本具有比較優勢的階段,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我國人工智能與勞動力互補共存將有效提高傳統行業勞動生產率,而并非像發達國家那樣變成人工智能對勞動力的直接替代。但值得注意的是,技術的快速迭代呼喚絕大多數職業的從業者具備終身學習的理念和意識。政府應當加強公共職業培訓力度,尤其是推廣基本的數字通用技術以及適應工作變遷快速學習的技能。隨著國民壽命的提升和職業技能更新的加速,政府應當鼓勵國民培養在職期間接受中長期再培訓的工學互促習慣,例如從國家層面制定不同行業和職業的再培訓計劃和指導意見,為在職培訓提供就業保險以便保障人員培訓期間的生活費用等。

            (郭周明系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裘瑩系江西財經大學副教授、中商智庫高級研究員)

            責任編輯:韓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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