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工資10萬，一個人工資1萬，兩個人的收入差距是10倍嗎？”也可能是50倍甚至更多。#月薪1萬與10萬的真實差距#這個話題三不五時就會被拿出來討論，有人給出了如下假設：

“假設同樣是在上海，公寓2500，吃飯3000，各種電話費電影交通去掉3000，也就是一個月只能剩下來1500，這是一個人的實際收入；而另一個人10萬塊錢收入，就算生活成本是這個三倍也不過25000，還能剩下75000?！?/p>

GDP、工業總產值、進出口總額、社消零總額、一般公共預算和支出……每到年終盤點地方“成績單”或預測未來前景時，這些宏觀性指標總是頻繁出現。但也許對于普通人來說，“自己錢袋子鼓不鼓”才是衡量一個地方實力的最佳指標。

前幾天城叔推了一篇“誰是中國進步最大的城市”的文章，評論區出現了不少呼聲：

把目光聚焦在個人身上，哪里人的錢袋子鼓起來了、錢從哪兒來；哪里人的開銷最大、錢都花到哪兒去了？

今天我們用數據說話，全盤對比5年31省份的相關數據，看看哪些地方變化最大。

注：文中數據為2014-2019年數據，來源2015-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

錢從哪來？僅8地財產凈收入占比高于全國

剛剛過去的2020年，“打工人”火了。每個以梗自嘲的“打工人”，大多有一個財富自由的夢。

居民可支配收入，就與每個人“財富自由”的夢想直接掛鉤，指的是居民可用于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總和。那么到底哪里的人，離這個夢想更近？

△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加粗指標為全國平均水平線（下同）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根據上圖數據可見，2019年全國（不包含港澳臺地區，下同）31省份中，僅有9地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國30732.8元的平均水平，且中西部地區省份無一在列。

其中，上海、北京以人均近7萬元的可支配收入，達到全國均值的2倍以上；浙江、天津、江蘇分列三至五位，處于4萬元的區間。

相較而言，2萬元的梯隊占比最大：包括重慶、湖北等在內的共19個省份，占到了全國6成以上的比例。

這一數據，較五年前有巨大的提升。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201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167.1元，2019年數據較其跨上又一個萬元大關，拉升程度在一半以上（52.4%）。

分地區看，有25省份增幅在50%以上，貴州、云南兩地增幅超過60%，西藏的數據甚至高于80%。相比之下，內蒙古、天津、山西和吉林，增幅僅在40%區間；遼寧和黑龍江，更以39.4%的成績墊底。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錢都從哪里來？對許多普通“打工人”而言，工資是主要收入來源。數據上看，五年過去，全國工資性收入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以上的省份數量沒變，依舊是26個。

變化體現在具體省份上——2014年全國工資性收入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50.5%、50.4%的黑龍江和四川，在2019年占比下滑，被西藏和吉林取代。

此外，處于當年全國平均水平及以上的省份數，由2014年的12個增加到2019年的15個，增加了海南、江西和甘肅3省。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元）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0》的解釋，按收入來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項：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

△五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相關組成的增幅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財產凈收入，即指住戶或住戶成員將其所擁有的金融資產、住房等非金融資產和自然資源交由其他機構單位、住戶或個人支配而獲得的回報，并扣除相關的費用之后得到的凈收入——如利息凈收入、轉讓承包土地經營權租金凈收入、出租房屋凈收入等。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就曾指出，城鄉居民收入能否持續增長，有總量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增長是總量性因素；收入中某個部分比重提高，是結構性因素?！皬奈覈壳暗那闆r看，財產性收入占比偏低，進而有著較大的上升空間”。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元）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相較于2019年工資性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多達15個，而財產凈收入占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僅有8個，且最高比例都在15%上下。

對于未來五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已專門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

錢花哪里去？居住成本沿海地區前五占四

消費是宏觀經濟的“穩定器”。

整體來看，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2014年的14491.4元已提升為2019年的21558.9元。不考慮物價因素，前后數據提升近一半（48.8%）。但與同階段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的增幅，仍有3.6個百分點的差距。

從具體省份上來看，與五年前相比，2019年高于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省份總數未變，共9地入圍，分別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廣東、江蘇、福建、遼寧以及湖北。

這當中湖北是最新上位，而曾在2014年位列第七的內蒙古，在2019年退居第十位。

△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費支出及財產凈收入占比高于全國均值省份的對比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我們都很清楚，城市經濟效率高，意味著就業機會也多。與此同時，物價，房價等一系列成本就會跟著攀升。

具體來看，2019年人均消費支出排名前四的省份，均較2014年上升了一個萬元臺階，上海、北京跨入40000元水平，浙江、天津則提升至30000元區間。

錢到底花去了哪兒，從現實的考量來看，“生活成本”中最大一塊的開銷，始終是“居住成本”。

△2019年31省份居住支出（元）在人均消費支出中的占比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2019年的人均支出額上，北京、上海兩地的居住支出數據均在15000元以上，已接近支出額排第三的浙江（8403.2元）的兩倍，是貴州的5倍多，約西藏的7倍；居住成本占比上，排名前五的省份中，有四個位于沿海地區。

縱向對比，2019年31省份居住支出的額度及占比差異，在進一步擴大——

北京的居住支出從2014年排名第二的不到1萬元（9497.7元），躍升到2019年的第一位15751.4元，漲幅超過65%。上海也由2014年的1萬剛出頭（10789.1元），上升為2019年的15046.4元；江蘇則由2014年居住支出占比排名全國第12位，沖到了2019年的第4位。

整體上看，31省份居住在支出中的占比，極差已從2014年的15.4個百分點，擴大為18.9個百分點。

相比之下，教育文化娛樂的差距相對較小，上海以年人均5495.1元排在第一，比第二名北京多出1000元以上，是云貴川等地的3倍左右。

△2019年31省份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元）在人均消費支出中的占比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整體上看，教育文化娛樂的支出占比較五年前有所提升：最大值從13.7%提升至14.7%，最低值從3.6%漲至5.3%。

和居住支出占比排名靠前的集中在沿海地區不同，教育文化娛樂方面，2014年支出占比靠前多出現在中部和東北地區，包括湖南、山西、吉林等地。

消費、投資、出口，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在過去一段時間，投資在我國拉動經濟增長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面臨著邊際效應遞減的問題；而國際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都對出口貿易造成一定沖擊。

在這一大背景下，全面促進消費已成為應對中長期挑戰、保持經濟韌性的必要之舉?！笆奈濉币巹澖ㄗh提出“全面促進消費”，具體包括消費升級、公共消費、綠色消費、汽車住房消費等。

消費不單純是一種經濟活動，是各項社會經濟條件準備到位后水到渠成的結果。

有專家指出，“十四五”期間，要把促進擴大消費的著力點放在大幅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上，力爭使中等收入群體達到6億人左右，使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40%左右?！叭绻茏龅竭@一點，將會對擴大消費市場、提高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形成巨大推動作用?！?/p>

收入差距西部收入漲幅最大 東北城鄉差距最小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經濟社會均衡的過程。

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重大區域性戰略的深入推進，區域發展協調性逐漸增強，然而各大區域之間仍存在明顯的差距。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從東、東北、中、西部的區域角度看，從2014到2019年，后三個區域都已從1萬元以上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水平，邁上了2萬元的臺階；東部地區則從2.5萬元以上，一路站到了4萬元的門口。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其中，無論城鄉分開還是合在一起看，西部都是可支配收入漲幅最大的區域，西部農村達到增幅橫向對比的最大值57%；東北地區則增長最慢，其中東北地區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僅有37%，是唯一在40%以下的數據，與西部農村的增幅差距高達20個百分點。

△各區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鄉差異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西部地區，尤其是其農村地區增長最快，但內部的城鄉差異仍然是最大的，從2014年的2.9倍僅縮小為2019年的2.8倍。相比之下，東北地區的城鄉差距最小。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區域間差異 城市進化論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整理制圖

整體上看，東西區域間的差異變動不大。無論是2014還是2019年，東部基本都是其他三個區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倍左右；差距最明顯的，仍舊表現在東西部的農村地區。

我國“十四五”規劃建議已明確，“十四五”時期，要使“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也要“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對此，有專家指出，在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后，政策焦點和機制建設應及時轉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一般來說，相對貧困標準是以中位收入水平為基礎制定的，因此，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有助于盡快把已脫貧的農村人口提升到中等收入行列。

當然，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也不僅限于收入水平一個指標，還應該包括其他與人民生活品質相關的內容——穩定的就業、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條件、充分供給的基本公共服務、具有超過基本生存需要的相關消費等等。

責任編輯：Rac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