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煦明（中國社科院財經院研究部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經濟增長目標在我國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宏觀調控本身，而且已經深刻內嵌到了國家治理體系之中。例如，在國家遠景戰略和五年規劃制定、財政預算和貨幣金融管理、宏觀債務管理與金融風險防范、區域競爭與官員選拔等諸多領域，經濟增長速度都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性指標。

對于后發國家而言，經濟增長目標管理是一種雖簡單、但易行的宏觀調控工具。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充分證明了其行之有效。筆者在與發達國家學者的交流中常常發現，日本和歐洲等國家并非不想把GDP增長作為目標，而是對于這些已經處于或接近“經濟增長前沿”的發達國家而言，經濟增速已經很低、波動也相對不敏感，因而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的參考意義變得有限。非不愿也，實不能也。

我國當前的人均GDP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距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在未來一段時期仍將是典型的“追趕型經濟體”。因此，一方面，經濟增長仍然是國家各方面事業發展的基礎性前提；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目標管理這種簡單易行的方法在宏觀經濟管理中仍然能夠做到基本有效。

未來宏觀經濟管理指標將更多反映“質量”與“效益”

誠然，GDP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存在缺陷和不足。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宏觀經濟跟蹤監測與宏觀經濟管理中需要納入更多反映“經濟發展質量”與“經濟發展效益”的指標，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碳排放與生態環境質量、人民生活便利度幸福度、社會保障覆蓋廣度與深度等。

目前，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在內的若干研究團隊正在朝著這一方向展開課題研究，嘗試提出適合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指標目標體系。但不論在哪種方案中，GDP指標都仍然是一個關鍵性指標。

調查失業率等指標尚無法替代GDP增速的作用

調查失業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等指標雖然被認為更市場化、與市場運行景氣度聯系更緊密，在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實踐中被廣泛采用；然而，由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這些指標尚難以替代GDP增速的作用。

例如，因為超過2億農民工群體未被有效納入“調查失業率”統計口徑，因而調查失業率指標反映勞動力市場景氣度的能力難言完整，有時甚至可能出現系統性偏差。再如，由于住房等資產價格與CPI長期大幅偏離、豬肉價格周期深度影響CPI、通脹高度結構化、通脹預期分化等因素，因而單獨CPI等價格指標也不足以精準把握宏觀經濟景氣度變化。

GDP增速未來仍將是宏觀調控和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參考

總而言之，在更科學全面的指標體系尚未建立起來之前，不宜放棄GDP增速目標。否則，一是可能讓涉及諸多部門的宏觀經濟管理“失錨”，增加協調困難，容易引發部門間沖突；二是可能滋生部分地方官員的懈怠情緒，出現越往基層越淡化經濟增長的錯誤傾向。事實上，這兩個弊端近年來已經出現了苗頭，值得引起重視。

在具體操作中，國家層面可根據經濟周期節點差異和宏觀調控需要，對外選擇公布或者不公布GDP預期目標。2020年，在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國內外經濟形勢面臨極大不確定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在5月份召開的兩會上選擇不對外公布GDP增速目標。

2021年和2022年，受疫情和基期因素的影響，一些經濟指標仍將面臨非常規波動，其所表征的真實經濟含義可能復雜而隱晦。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也建議今明兩年全國層面不對外正式公開GDP增速目標。

但必須明確的是：不對外公布GDP增速目標并不代表沒有GDP增速目標，更不代表GDP增長不重要。實際上，預算赤字率等指標的背后，仍將隱含一定的GDP增速目標。專業人士對此都心知肚明。而且，“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的實現也都內涵著一定的經濟增長要求，與GDP增速相關的一系列數量指標至少在未來15年內，仍將是宏觀調控和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參考之一。

責任編輯：陳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