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間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將下降，過度寬松的宏觀刺激政策是“寅吃卯糧”。

國務院辦公廳3月20日公布的《關于調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稱，國務院已同意蔡昉、王一鳴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世錦繼續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偉、馬駿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

此次調整后，貨幣政策委員會金融專家將由劉世錦、蔡昉、王一鳴擔任。

貨幣政策委員會中的金融專家任期一般為2年，此次“換班”為例行工作。但也呈現出一些新變化：

1.劉世錦是第二位兩度入選貨幣政策委員會的金融專家，此前一位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

2.自2010年金融專家擴容為三位后，10年間均有北大或清華的學者入選，此次貨幣政策委員會首次沒有兩所高校的學者入選。

3.三位“金融專家”研究偏向宏觀問題，貨幣政策操作可能增加對中長期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對潛在增長的關注。

蔡昉長期專注于人口研究，王一鳴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問題研究，劉世錦致力于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換言之，三位委員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金融專家”，而是更多從宏觀經濟、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研究。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變化？

簡言之，在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的要求下，對貨幣政策的要求是，保持貨幣供應與潛在經濟增速基本匹配。換句話說，貨幣調控得先搞明白潛在經濟增速是多少，然后才能更好地調控。但潛在增長率不是貨幣政策可以決定的增長，而是由人口、技術等決定，而三位正是這方面的權威專家。

綜合來看，三位專家認為“十四五”期間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將下降，過度寬松的宏觀刺激政策是“寅吃卯糧”。政策建議上，供給側需要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需求側需要擴大居民消費。

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金融專家”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誕生于1997年7月，至今已經有超過20年的歷史。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下稱條例），貨幣政策委員會是中國人民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咨詢議事機構。

貨幣政策最終由國務院確定，貨幣政策委員會主要討論貨幣政策事項并提出建議，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政策決定。當選委員后，他們必須參加貨幣政策委員會例會，無法參加還需請假。比如去年四季度例會參會情況：

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易綱主持，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丁學東、鄒加怡、劉國強、郭樹清、易會滿、潘功勝、田國立、劉世錦、馬駿出席會議。連維良、陳雨露、寧吉喆、劉偉因公務請假。

那么，貨幣政策委員會由哪些人員構成？根據條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由下列單位的人員構成：央行行長；央行副行長二人；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一人；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一人；財政部副部長一人；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證監會；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行長二人；金融專家一人。

首屆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構成人員名單如下，當時周小川還是央行副行長：

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委員會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相關政府部門負責人。這類委員是因為擔任相關職務才進入貨幣政策委員會，比如一行兩（三）會一局正職、財政部分管金融司的副部長、發改委分管財政金融和信用建設司的副主任。因此，當他們職務變更時，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自動調整。比如劉偉卸任財政部副部長后就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再比如2019年1月易會滿擔任證監會主席，當年4月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第二類是金融專家。根據條例，貨幣政策委員會設金融專家一人。金融專家需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從事金融研究工作10年以上；非國家公務員，并且不在任何營利性機構任職。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種構成有助于宏觀和微觀經濟管理部門的溝通，又促進了經濟金融界和理論界的融合，保證了決策的科學化，貨幣政策委員會因而成為觀察中國金融的窗口。

這其中，金融專家尤其受到市場關注。因為他們不在體制內，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央行和市場溝通的職能。比如2020年1月央行降準后，市場都預計LPR會降，但最終LPR卻保持不變。時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馬駿解讀稱，很可能部分銀行已經根據資金成本變化下調了自身報價，但尚未達到使LPR整體下調的閾值（新LPR采取向0.05%整數倍就近取整的計算方式）。

據記者梳理，貨幣政策委員會首任金融專家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達，他是中國金融學的主要奠基人。截至目前，共有20人次金融專家入選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其中劉世錦、樊綱兩次入選。

——從機構分布看，金融專家來源于清華大學、國研中心及發展研究基金會（后者由前者設立）最多，均為4人次；其次為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社科院，均為3人次；其次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分別為2人次、1人次。

——從2010年開始，金融專家擴大到三人，此后連續三屆均有清華、北大的學者入選，而且均來自同一學院，清華來自經管學院，北大來自國家發展研究院。上一屆北大并無學者入選，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人選。此次調整后，貨幣政策委員會已無高校學者。

——從2010年開始，三位金融專家中每屆都有從事金融研究的專家，比如夏斌、陳雨露、黃益平、馬駿等。但本次調整后，三位專家從事宏觀經濟、經濟體制改革研究較多，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金融專家”：

蔡昉曾擔任社科院副院長。社科院官網顯示，蔡昉研究領域為：“三農”問題的理論與政策、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等領域。

王一鳴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問題研究，主要涉及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科技進步與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區域經濟與政策等領域。

劉世錦長期以來致力于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領域。

央行關注要點浮現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變化？有解讀說，貨幣政策將增加人口老齡化的關注。這有一定道理，但也說不通。比如現在碳達峰、碳中和也需要貨幣金融政策支持，但研究綠色金融的權威專家馬駿并沒有連任。

實際上，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變化背后可能反映了央行關注點的變化。去年8月，政治局會議首度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翱缰芷凇笔窍鄬τ凇澳嬷芷凇倍缘?，意味著政策更關切的是傳統經濟周期之上的大周期和大環境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政策框架如何應對這些中長期問題。

具體到貨幣政策，則是保持貨幣供應與潛在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去年10月，央行行長易綱在《中國金融》撰文稱：

需要根據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科學把握貨幣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促進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又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將經濟保持在潛在產出附近，減少經濟波動。

去年11月，易綱在《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一文中又指出：

完善中央銀行調節銀行貨幣創造的流動性、資本和利率約束的長效機制，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反映潛在產出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基本匹配。

潛在產出是一個學術概念，也并不是新概念，只不過現在這個概念正在越來越多地影響貨幣政策，逐漸成為央行高層口中的高頻詞。

所謂潛在產出也即潛在GDP，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可供利用的經濟資源在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潛在增長率不是貨幣可以決定的增長，而是由人口、技術、制度等安排決定。易綱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經濟增長趨勢等基本面是由重要經濟結構性變量決定的。比如，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潛在經濟增長和生產率增長減緩，儲蓄增加、消費和價格水平降低；技術進步也會導致價格水平下降，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對勞動力成本下降也有重要影響。但這些因素都不是貨幣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變的。若因寬松貨幣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調整的動力，反而會延誤問題的解決。

簡言之，潛在增長率不是貨幣可以決定的增長。如果實際增速低于潛在增長增速，貨幣寬松是有用的，比如2020年，貨幣政策支持經濟增長回歸潛在增速。如果實際增長超過潛在增長，還用貨幣政策來刺激增長，這不僅僅無效，而且會帶來風險。

三位專家怎么看潛在增長？

三位委員正好是研究潛在增長方面的專家，尤其是劉世錦，劉世錦帶領團隊持續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速進行測算，研究中長期增長問題。他在2013年就主編出版的《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3-2022）》一書稱，從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持續下滑，2013-2020年間增速將跌至中高速增長范圍（6～8％）?，F在看，這一預測和實際經濟增速大體吻合。此后這一報告陸續更新。

劉世錦在2019年10月份的一次演講中指出：

我最近組織了一個團隊，一直在研究潛在增長率的問題，最后算出來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潛在增長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間。我們經歷的是增長階段的轉換，它是符合規律的。下一步，其實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結論。

他還表示，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還是比較偏松，如果政策放得更松，用一種刺激性政策試圖達到超過潛在增長率的增速，實際上是“寅吃卯糧”。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為以后出現經濟真正斷崖式下跌的一個誘因，這是目前特別需要警惕的。

新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曾擔任社科院副院長，是人口研究方面的權威專家。他主要從人口的角度關注潛在增長。

蔡昉近期演講表示，目前我國人口紅利已消失，潛在增長率下降。隨著2025年中國總人口到達峰值，第二個人口的轉折點來臨。

他認為，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導致人口紅利消失和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供給側的問題。只要能夠按照潛在增長率保持增長，增長速度下行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第二個人口轉折點可能產生與全球長期停滯相關的問題，即總需求的不足。如果需求因素導致實際增長不能達到潛在增長的話，經濟下滑的速度就很快、很劇烈。他建議，要充分挖掘需求的潛力，尤其是居民消費潛力。

王一鳴曾擔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國研中心副主任等職，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問題研究。他3月20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上表示，未來五年大體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將處在5%至5.5%的區間。

他去年7月撰文提出，“十四五”時期，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突出重點，分類推進：

傳統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消除資源配置扭曲，把勞動力、土地、金融資源配置到生產率更高的領域，使經濟達到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

在新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推動產業技術變革，加快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進技術擴散，使我國的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達到國際前沿水平，以釋放仍然存在的追趕潛能。

責任編輯：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