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銀行及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稱“首都銀行集團”）成立于1962年，在不到10年間發展成菲律賓當地的大型金融機構，并開啟海外布局之路。1993年，首都銀行集團在中國設立代表處，2010年，首都銀行集團全資子行——首都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稱“首都銀行（中國）”）作為江蘇省第一家外資法人銀行正式對外營業。這家緣起中國福建，來自菲律賓上市的外資法人銀行規模不大，但是卻與中國經濟發展緊密結合，聚焦長三角經濟圈，形成了獨特的發展戰略。

首都銀行（中國）不追求規模的爆發，但是對穩定可持續發展有較高的要求。2021年末，首都銀行（中國）總資產為126億元，不良率為0.24%，維持在行業較低水平；2022年，凈利差達到了2.03%，相對較高。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期專訪了首都銀行（中國）高級執行副總裁黃振東，詳解首都銀行的本地化策略。

采訪中，黃振東笑稱在與同行交流時會將首都銀行（中國）歸類為“閩系銀行”。他解釋道，首都銀行集團是由泉州華僑在菲律賓創辦的，當時亞洲剛剛經歷了二戰結束之后的幾場區域戰爭，區域重建需求大，同時對歐美市場有大量出口配額商機，中小企業發展蓬勃，但金融體系不完整，首都銀行集團便在此背景下在馬尼拉創辦開業。

21世紀：首都銀行（中國）主要在哪個區域開展業務，主要的業務構成是哪些？

黃振東：作為江蘇省第一家外資法人銀行，首都銀行（中國）自 2010 年成立以來，堅持“以長三角為中心、進一步輻射全國”的發展戰略，重點圍繞長三角經濟帶和海峽西岸經濟區進行機構布局，目前已在上海、南京、常州、泉州、廈門、蘇州等城市開設了 6家分行和3家支行，并設立總行營業部，并以分行所在地為核心，輻射周邊 200 公里的營銷半徑?；I備中的第7家分行—寧波分行也即將于今年開業。

在客戶的行業分布上，首都銀行（中國）以基礎設施建設類及城市資源供應客戶為主，其他類型客戶包括醫藥制造、現代物流、新能源、軌道交通等，都有業務涉及。

從資產分配上的角度，既然我們在長三角扎根，就會思考當地的客戶什么是可以發展的。

基建和汽車是我們本地化的兩大特色，因為母行本來就有基建業務，在中國本地化時，發現國內做基建最多的是地方政府體系。所以我們參與地方的基建數量就多，并進行了非常嚴格的細分，比如城市資源基礎建設、水務、交通等。

第二是開發區。國內開發區管理的比海外更好，在招商上面做得非常徹底，而且開發區里面招商配套比較完整，母行在菲律賓有豐富開發區發展經驗，所以在長三角承接了很多開發區的金融服務。

第三是產業投資集團，地方開發區招商的過程中會有產城投資公司參與，引進一些國外的企業客戶，甚至自己會做投資。我們現在的客戶群體里已經有很多外資客戶或民企客戶，和政府的產投合資，這樣等于在幫地方政府招商引資。

我們在產品上也做了很多變通，有標準化的存貸產品，也有為企業定制的投資產品。比如組織銀團貸款，甚至投資企業在公開市場發行的各種債券商品，投資銀行間以及交易所債券商品，甚至參與債券二級市場的買賣。

21世紀：首都銀行（中國）如何將其公司業務與上?；蛘唛L三角的產業發展戰略相結合？

黃振東：其實我們發展戰略也是一直在摸索，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海外客戶為主，借助海外分行服務海外客戶。為在東京、大阪等分行想要來中國發展的客戶提供服務，但其實還是菲律賓東南亞和臺資客戶比較多，整體體量很小。

第二階段，提出了聚焦策略，思考如何服務本地。公司業務發展主要包括四個聚焦，分別是區域聚焦、行業聚焦、客戶聚焦以及產品聚焦。區域聚焦方面一直是以長三角經濟帶作為核心區域，也可以看到，分行大多數也是位于長三角區域。在行業聚焦上，也是緊跟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要求，對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發展，以及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第三階段就是幫助中國客戶走出去。在東南亞，尤其是菲律賓，它作為“一帶一路”的第一個港口，母行很早就跟中國進出口銀行、國開行等簽訂了“一帶一路”的戰略合作，因此，首都銀行（中國）能夠利用母行的資源，更好地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國門。

21世紀：中資企業海外融資有哪些難點？外資銀行如何解決這些難點？

黃振東：首都銀行（中國）要幫助企業跨國融資有兩個方向，第一要找到有跨境業務的金融機構合作，第二要跟跨國企業的中國注冊公司發展往來。跟金融機構合作方面，國內金融機構規模都很大，東南亞中小型海外銀行的評級一般不能達到準入標準；跟跨國企業合作方面，我們的體量又太小，必須先尋找境內適當體量的主體往來，業務推展難度很大。所以第一階段就是通過政策性銀行的合作，這是一步；還會通過與國有銀行在東南亞的分行簽訂四方協議，相互支持。

外資銀行可以依托子行或境內分行對中國市場和企業的了解，起到承接中國企業和海外市場的橋梁作用。東南亞是中國出口的一大市場，但東南亞普遍企業規模小，在與國內企業來往時會有很多限制，比如需要國內先開一個信用證，才能放賬給海外的企業。首都銀行（中國）借助海外分支網點或聯合其他海外金融機構，為客戶開立融資性備用信用證，幫助企業順利獲得融資。今年，首都銀行（中國）便聯合母行為境內企業轉開保函，支持菲律賓當地基建工程。

其次，首都銀行（中國）還通過包買福費廷（Forfaiting，即未償債務買賣）的形式扶持實體經濟。很多出口企業會收到海外企業的信用證或其他的憑證，由于是東南亞一些小型銀行開具的，國內金融機構一般不會承兌。而首都銀行（中國）基于對本地市場的了解就以包買的形式來承兌。

21世紀：首都銀行（中國）對未來在中國市場的發展有哪些目標？ 目前在中國展業有哪些困難，期待哪些方面的政策開放或支持？

黃振東：首都銀行（中國）已經具備本地化的發展特色，以及跨境客戶協作的能力。從法人的角度，本來就要思考在本地發展的可能性是什么，我從公司治理和業務發展這兩項來分析。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首都銀行（中國）是比較特色的外資銀行，基本可以做到完全的本地化。董事會的9位董事里除了董事長之外，有4位來自母行的專業的部門，從風險管理、信用管理、作業管理以及財務管理等方面給予各項協助與監管，另外有4位董事分別來自中、港、臺等大中華地區的資深專業銀行家。

在業務層面更多的是根據各地監管的指導，落實聚焦戰略，通過供應鏈與經銷商體系不斷擴張的上下游，繼續擴大客戶群體。

在展業過程中，作為一家規模相對較小的外資銀行，展業困難主要還是體現在相較中資的國股、城商大行，在資產規模、資本充足率、網點建設等諸方面因素的不足，同時不同周期監管政策的指標變化對外資銀行的業務模式沖擊也較大，小型外資銀行在業務多樣性上會明顯弱于大行，且在如何迅速適應新政策上的指標要求也存在弱勢。

建議監管政策上還是應該對外資銀行有更多的彈性優惠措施，且對外資行能進行更多的政策解讀及工作意見指導。

21世紀：首都銀行（中國）的不良率近幾年一直偏低，您預計疫情是否會影響到銀行今年的不良率？如何應對？

黃振東：疫情對中國的實體經濟沖擊較大，尤其是餐飲、旅游等服務性行業的影響非常大，這對以中小企業為主要客群的銀行來說確實會造成不良率提高的隱患。

我們在成立初期對業務定位不清晰，出現過較高的逾期與不良客戶。2015年進行戰略調整之后，到現在沒有發生過逾期以及產生不良的客戶。

首都銀行（中國）這幾年在面對市場變化下，約30%的存量客戶會進行調整以保證整體貸款質量。

21世紀：4月以來人民幣匯率一路走貶，這對跨境企業的外匯服務和融資有何影響？

黃振東：今年以來美聯儲加息政策不斷加碼，美指持續刷新20年高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被動貶值。國內疫情對企業生產的影響、歐美通脹調整帶來經濟衰退的預期以及地緣政治不確定因素，都增加了人民幣匯率的不確定性，而且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改革及發展，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已經成為市場的主旋律。

這些都提高了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境投融資業務和對外貿易業務時所面對的匯率風險，企業在做好主營業務的前提下，匯率避險漸漸成為一項不可忽視的任務。

從外匯業務來講，母行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因為菲律賓基本上對企業沒有外匯管制，而且經歷過幾次金融危機與匯率大波動，所以匯率的波動對企業和銀行的影響很大。母行每個月都會排查，很早就開始對于有進出口的客戶或者是有外幣負債的客戶開始做預警，這樣的機制同步落實在首都銀行（中國）的業務管理上。

我反而覺得這是人民幣的機會市場，從中美貿易戰看得出來，未來人民幣通過雙邊互換的比重會加大，所以我們也主動參與牽頭跟中國人民銀行和菲律賓央行做雙邊的互換，推進互換交易的商機，尋求避開美元的匯率風險，進一步奠定首都銀行的優勢，以及在華發展的特色。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