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表外融資降幅明顯，人民幣貸款等表內融資雖有增加，但未能彌補相應的融資缺口，而這也是去年底以來一系列強監管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一數據的變化從一季度開始就表現出來。

　　一是強化表外融資監管，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持續萎縮。

　　從去年12月起，監管部門陸續下發了3個文件：《關于規范銀信類業務的通知》（銀監發〔2017〕55號，2017年12月22日），將銀信類業務的標的擴大到表內外資金和收益權，禁止通過信托通道規避監管指標；《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銀監發〔2018〕2號，2018年1月5日），要求信貸資金和資管資金不得參與“委托貸款”業務，委托貸款資金不得投資資管產品；《關于進一步深化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的通知》（銀監發〔2018〕4號，2018年1月12日），明確將影子銀行和交叉性金融產品風險納入2018年整治工作要點。受此影響，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業務自2018年1月以來明顯收縮，1月新增規模分別較上月降低1315億元和1790億元，此后幾個月基本都是負增長。

　　二是票據承兌監管趨嚴，銀行表內的票據貼現融資超預期。

　　2018年以來，監管部門加強了對票據領域違規行為的執法力度，處罰上百筆，罰沒金額超7億元。5月2日，監管部門發布《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的通知》（銀保監辦發〔2018〕21號），進一步要求銀行加強對票據承兌、貼現的授信管理，加強對票據轉貼現和買入返售業務交易對手的風險控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融資的增長。同時，在當前信用風險上升的背景下，現金流緊張的企業加速貼現，5月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由凈增轉為負增長，而銀行表內的票據貼現融資增加1447億，同比多增2916億。此外，目前貼現利率較高，銀行也有動力做票據貼現獲利，并借此調整資產期限，以更好地滿足銀保監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2018年5月25日發布）規定的流動性覆蓋率、流動性比率等指標要求。

　　三是地方政府舉債受到嚴格規范，投融資放緩帶動社會融資規模下降。

　　2017年以來，財政部出臺了規范地方政府融資的一系列文件，特別是2018年3月28日發布實施的《關于規范金融企業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融資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8〕23號），要求金融企業除購買地方政府債券外，不得直接或間接為地方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資，不得違規新增地方融資平臺公司貸款，不得要求地方政府違法違規提供擔保等。受此影響，部分平臺貸款規模收縮，城投債發行加權平均利率2018年一季度為5.92%，同比上升82個基點，發行規模持續下降，5月銳減至749億元，扣除到期規模后的凈融資額為負930億元。因融資收緊，基建投資增速也大幅放緩近11個百分點，導致社會融資需求下降。

　　四是信用違約事件增多，企業債券發行困難。

　　2018年以來，在去杠桿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整體流動性趨緊的大環境下，公司信用債違約現象有增多趨勢，4月中下旬至5月25日共有9家企業10只債券出現違約，以前期債務高企的民營企業為主。受此影響，投資者對中低評級企業存有疑慮，信用債發行困難，5月企業債券融資由4月的增加3776億元轉為減少43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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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松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