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發布的《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8）》顯示，受訪銀行家認為，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最大的外部制約因素是逃廢債行為（50.3%）、缺乏信用信息收集和守信聯合激勵（48.2%）等。

　　這份報告揭露了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另一面，即中小企業信用風險比較高，金融機構缺乏足夠信息進行信用定價。52.4%的銀行家認為銀行資金投向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融資平臺，產生擠出效應。53.8%的銀行家認為當前銀行業過度依賴抵質押方式，對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企業支持力度不夠。為什么過度依賴抵押方式呢？主要是因為逃廢債現象普遍存在，不得不要求抵押或擔保。如果能完善信用體系，減少逃廢債給銀行帶來的損失，就能鼓勵銀行積極為中小微企業服務。

　　可以看出，推動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風險投資、銀行信貸、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改革和完善金融機構監管、考核、激勵等機制，推動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敢貸、能貸、愿貸”；另一方面，要調整需求結構，減少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業的融資規模，建立和完善民營企業信用體系。嚴懲逃廢債行為，才能讓金融機構“敢貸、能貸、愿貸”。

　　在過去，中國也曾出現局部信用危機，即2010年后溫州民營企業老板群體性跑路逃債。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很復雜。首先，當地傳統制造業因成本大幅上漲導致利潤過低，迫使民企做地產等投機性項目；隨著貨幣政策收緊導致融資難，他們不得不依賴相互擔保在民間高成本融資，最終導致連鎖性金融風險。

　　從這個案例可以發現，民營企業在主業利潤過低的情況下多元化擴張，一旦遭遇周期性收縮就會產生資金鏈斷裂風險，形成違約、壞賬或者直接逃廢債。毫無疑問，過度依賴基建和地產的做法導致成本不斷上漲，進而大幅削弱了制造業盈利能力，使得制造業企業轉向地產、金融等行業，在政策收縮后，產生民營企業融資壓力。

　　過去一年，民營企業也遭受融資困境，主要體現在民企上市公司股東大面積股權質押，重創了資本市場并形成金融風險。仔細觀察會發現，這些股權質押融資絕大部分沒有投入到企業主業，而是參與了資產并購，流入地產、金融、文化等項目。這些項目絕大部分又不能產生現金流，因此，在投資之初幾乎都是為了“資產價格”套利。與溫州老板跑路不同的是，當股權質押形成金融風險時，監管機構被迫進行了救助。

　　這些現象之間的共性是，中國依賴信用與投資的做法導致制造業生存陷入困境，而貨幣刺激的方式一方面會鼓勵企業涌向地產、金融等領域投機，另一方面會有很強的周期性。銀行部門很清楚貨幣政策周期與這些資產項目共振造成的信用風險。

　　因此，推動金融業更好的為實體經濟服務，首先是要避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與投資的發展方式，因為這會造成經濟成本提高，同時帶來資產價格上漲、杠桿率過高等問題，形成制造業空心化現象與金融風險。其次，那些不專注于主業而盲目多元化擴張的行為，應該受到市場懲罰，也就是說，因為這個原因陷入困境的企業不應得到救助，否則就會鼓勵更多企業參與投機以及低效率投資。

　　當前，中國金融業有必要加緊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高效率的金融體系支持。同時，我們更要加強企業治理，在制度上不鼓勵亂投資（投機），懲罰逃廢債行為，強化信用建設。政府應該將更多的精力用于為民營企業降成本，打破市場壟斷，鼓勵創新，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金融服務只是其中的一環?，F在對融資需求最迫切的，往往是亂投資的企業，對他們救助會產生逆向選擇。

　　根據統計，為了緩解股票質押風險，中國設立的證券行業專項資管計劃、發行專項紓困債、設立紓困并購基金等規模已經高達千億。與此同時，當前非機構投資者大量涌入股市，數百家上市公司則公布數百億元的減持計劃。這些都無意中幫助那些犯錯的企業生存下去。如果通過資本市場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則意味著以股民為主體的投資者承擔了債務和財富轉移的代價。這些資金流入到無效領域，同時，可能會削弱大眾的消費能力。從2018年的情形看，房價過高、股市下跌以及互聯網金融欺詐，消耗了大量居民儲蓄，對消費構成了明顯沖擊。資源配置出現了問題，迫切需要得到改善。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