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為什么如此具有挑戰性

由于普惠金融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福利方面具有潛力，金融普惠性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優先考慮的因素。按照聯合國的定義，金融普惠性是指能夠以合理成本廣泛獲得各種金融服務，這些金融服務由運行良好且可持續的機構提供。普惠金融致力于拓展個人和中小微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

在歷史上，金融基本上僅服務于富人和權貴階層（弗格森，2009）。這并非蓄意歧視窮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結果，而是因為向窮人和其他弱勢群體提供金融服務通常無利可圖。例如，向窮人提供貸款，不僅難以監控，而且風險大、規模小，這導致貸款人的預期回報比較低。

中小微企業通常將缺乏金融支持列在制約其增長的各種因素之首。小企業比大企業面臨更大的增長制約，因為它們無法通過正規渠道獲取外部資金，這限制了它們的潛在增長和發展。

傳統銀行業嚴重依賴抵押物，而中小微企業往往缺乏抵押物。2013 年，中國的抵押貸款占上市銀行放貸總額的80% 以上， 而中國大多數銀行是上市銀行。如果不算信用卡貸款，則上述比例還會更高。由于窮人很少有或根本沒有機會獲得抵押物，傳統銀行業不愿意解決他們的融資問題。2013—2017 年，中國抵押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例基本沒有變化。

為緩解中小微企業普遍面臨的融資困境，各方已經做過很多努力。

1976 年，穆罕默德·尤努斯開創了“小額貸款”的先河，在孟加拉國向一群紡織女工提供了第一筆金額僅為27 美元的現金貸款。此后不久，他又創建了格萊珉銀行。自此以后，小額貸

款就一直處于一場旨在促進金融普惠性、造福最貧困人群的全球運動的最前沿。最貧困人群既沒有可抵押物也沒有銀行賬戶，而小額貸款為他們提供了擺脫貧困的機會。進入21 世紀之后，聯合國發起了許多類似項目，以幫助低收入者獲得他們所急需的貸款。

作為幫助窮人擺脫貧困的一種方式，小額貸款理論上頗具吸引力，但是在實踐中卻很艱難。在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的小額貸款已經惠及250 萬貧困人口，其中90% 以上的受益者是女性。

然而，小額貸款對金融和經濟發展的影響相當有限。大多數實地研究都發現，小額貸款的接受率一直都很低。這種普惠的金融模式并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形成促進投資、提高收入的良性循環。傳統小額貸款既沒有提升當地的創業熱情和勞動參與程度，也沒有提高最貧困家庭的收入和消費水平。

問題的根源在于對信息的需求。如果借款人不能提供抵押物，銀行就必須收集和分析潛在借款人的詳細信息，如借款人獲得成功的可能性、還貸意愿和還貸能力。在沒有抵押物可以對沖風險的情況下，小額貸款的貸款人必須上門走訪借款人的一些近親屬，從而與借款人建立互信。這項任務費時費力。

小額貸款的業務模式并沒有革新信息收集和處理的方式。盡管這種模式已經在全球100 多個國家被復制和推廣，采用門檻很低，但它并未能戰勝與信息采集和處理有關的挑戰，而這些挑戰是有效提供金融服務過程中所固有的。同伴監控和建立信任都需要本地信息，這就意味著無法以合理的成本來擴展業務。

有效的普惠金融體系必須解決一系列市場摩擦問題。長期以來，這些市場摩擦阻礙了金融服務變得更具普惠性，它們主要源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各種成本。

一、信息不對稱

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中介而言，識別貸款申請人的風險特征很困難，成本也很高。這種狀況必然會限制貸款申請人獲得投資資金的機會。在發達經濟體中，銀行能夠獲得貸款申請人的信用評分，只需要極低的成本就能了解貸款申請人的風險特征。信用評分制度不僅能提高貸款的可獲得性，還能降低抵押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和小企業貸款的成本。

雖然信用評分機構確實能夠提高貸款的可獲得性并擴大貸款規模，但遺憾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還沒有信用評分機構。德詹夫里等人（2010）發現，危地馬拉共和國的一家小額貸款銀行為其所有的營業網點引入一個征信機構后，其篩選能力得到了提高，貸款規模擴大了27%，還貸率提高了，違約率也降低了。

從需求側來看，欠發達地區的借款人往往缺乏金融知識，很難理解現有的各種金融產品，因此，他們很可能做出錯誤的決定，甚至在資金需求非常迫切之時仍回避融資。

二、監控成本

無論情況如何，金融機構存續的基本條件之一是能夠以合理的成本對借款人進行監控并利用規模經濟效應獲益。無論是小額貸款，還是商業銀行通過實體網點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較高的監控成本都會阻礙債權人擴大其貸款規模。

對于不能提供抵押物的小額借款人來說，銀行對借款人的監控成本特別高，而且銀行的邊際成本不會隨著貸款規模的擴大而降低。格萊珉銀行曾經試圖用同伴監控的方法來降低監督成本并擴大針對窮人的貸款規模，具體做法是，讓社區中比較有經驗的借款人參與進來，幫助同社區中經驗不足的潛在借款人同行與潛在貸款人建立信任，貸款人相信其同行有能力進行審慎的投資。然而，這種聯保貸款方式需要更嚴格、更積極的監控，如常常到借款人家中實地查訪。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基于同伴監控的貸款為什么往往無法達到可行的規模。

三、其他交易成本

高交易成本既影響貸款人為窮人提供服務的意愿，也影響借款人使用金融服務的意愿。在欠發達地區，傳統銀行網點往往很少。正規的銀行賬戶通常伴隨著較高的交易成本，這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比如，較難獲得身份證明文件、等待時間長、服務質量差、取款費用高以及強制性最低余額較高。降低這些交易成本可以顯著提高貸款效率，從而大大提高為新興市場提供急需資金的可行性。

四、沒有界定明晰的財產權

如果借款人能夠提供抵押物，就不用提供過多信息。然而，由于產權界定不明晰，窮人往往無法向銀行提供抵押物。秘魯經濟學家赫爾曼·德索托一直極力倡導更好地記錄關于財產的信息從而明確產權，使窮人能夠使用抵押物。在秘魯，100 多萬名公民已經獲得了他們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索托的倡導。然而，即使進行了這些改革，秘魯最貧困人群仍然沒有足夠的財產可供抵押，因而仍然不能獲得充分的金融服務。

可持續融資模式

隨著數字技術的出現，一種易于擴展且穩健的新型小額貸款模式應運而生。數字金融是建立在個人數字身份證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的。數字平臺能夠以極低的可變成本處理并產生大量數字信息。起初，這些信息主要被用于促進電子商務、匯款交易以及社交互動。后來，數字平臺擴展至各種各樣的產品、服務和支持性生態系統。

我們不妨看一看中國數字支付和數字金融服務的發展情況，尤其是阿里巴巴數字金融服務的演變。其他國家，如肯尼亞，走上了與中國不同的道路，也促進了可滿足類似金融需求的相關數字體系的發展。

如今，中國移動支付的規模和數量都處于世界前列。雖然各家銀行仍然處理著95% 的支付業務，但非銀行移動支付業務一直在快速增長。2011 年，中國和美國的移動支付總額分別是150 億美元和83 億美元。到2017 年，中國的移動支付總額已經超過了22 萬億美元，是美國的100 多倍。2018 年第二季度，中國的移動支付市場交易量同比增長了73%，交易額同比增長了60%。

支付寶誕生于2004 年，最初是為了解決線上購物過程中的信任問題。其獨創的第三方托管系統極大地促進了數字支付的發展，現在已經成為阿里巴巴的電子交易市場——淘寶的技術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依托騰訊公司極受歡迎的社交網絡微信，微信支付也迅速成長起來。新進入者的不斷涌入和激烈競爭是中國迅速普及移動互聯網服務的重要驅動力。

移動支付為一系列服務的擴展奠定了基礎，包括餐飲、旅游和醫療等線下服務。移動支付系統是一個具有雙向反饋機制的雙邊平臺，這意味著使用這項服務的客戶越多，接受移動支付的企業就越多，反之亦然。短短數年間，中國已經從主要使用現金進行交易的國家變成很少使用現金的國家。

移動支付在中國成功的關鍵是，有效利用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突破了前文所說的各種制約，包括信息不對稱、監控成本和交易成本等。秘訣在于，以極低的成本充分利用巨大的信息生成優勢（由已經數字化的實體經濟所產生的海量實時數據提供），同時運用日益強大和高效的人工智能算法。

顯然，移動支付比傳統銀行卡更有優勢。使用銀行卡有一個主要問題，即很難核實誰在刷卡。當用智能手機進行支付時，物聯網和生物識別技術可以快速且可靠地進行身份識別。物聯網極大地豐富了人們聯系、互動和交換數據的方式。拿智能手機掃一掃，就可以看到誰在使用當前賬戶、使用者是不是賬戶的合法所有者、賬戶上有沒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支付、交易是不是在受到脅迫的情況下進行的等詳細信息。

隨著電子平臺和移動電子支付系統的出現，中國與其他很多國家和地區已經發展出一種新的小額貸款模式，既便宜又安全，不需要抵押物。過去，金融機構根據很有限的信息來從事信貸中介業務，借款人需要提供抵押物，因此貸款人不需要收集太多信息即可確保借款人會還款，信息成本很低。中介機構自身的抵押物通常是其聲譽，這十分有利于向消息不靈通的投資者籌集資金。

數字平臺收集到的信息正在消除小額借款人提供抵押物的必要性。昂貴的“中介模式”和低廉的“平臺模式”還有一個顯著區別：在前一種模式中，借款人在申請貸款時需要提供相關信息，以證實自己所借資金將被用于營利性活動，供貸款人評估自己的信用。

在數字平臺模式中，可以根據來自平臺的信息進行額度授信。事實上，貸款人對借款人信用狀況的了解比借款人本人都更清楚、更全面。在這方面，平臺模式更像西方的信用卡系統。但因為數字平臺基于數字身份識別，并且整合了海量的數據，所以其成本遠低于信用卡系統，也不容易出現欺詐。

另外，當參與者、產品和服務都具有數字身份時，與信貸相關的信息就會與數字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其他金融和相關服務（如保險、醫療、租賃、旅游等）形成顯著的協同效應。隨著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日益密切，各種金融服務會深深地嵌入實體經濟中。

本文摘選自《新普惠經濟》，羅漢堂著。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8月。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