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銀保監會副主席梁濤在銀保監會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已立案的999家網貸機構，銀保監會依法協調公安、司法等部門加快審理進度；同時亦加快追贓挽損，依法追繳高管獎金和明星代言費、廣告費。

記者注意到，過去幾年，代言了網貸機構的明星不在少數。那么，被立案的網貸機構代言人，是否要承擔責任？要怎么承擔呢？有沒有不承擔的情況？

京師律師事務所證券和投資基金部主任劉盼盼對記者表示：在爆雷或已被立案網貸機構中，代言人明知或應知廣告內容虛假，則可能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中，“明知”及“應知”的判斷很關鍵，代言人起碼應當在代言之前對公司的資質、稅務、相關許可合規的情況進行審慎核查。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對記者表示，可以從行政監管、民事責任、刑事責任三方面來談。

銀保監發聲追繳P2P代言費

P2P擴張時期，很多網貸機構重金邀請明星為其代言，從電視劇插播廣告到各類社交軟件推送，曾經有一段時間隨處可見明星手持手機展示網貸機構APP。有粉絲直言稱，相信自己的“愛豆”才去購買該理財。

湖南電視臺著名主持人汪涵，因曾為網貸平臺“愛錢進”代言被網友聲討；杜海濤曾因“網利寶”遭熱議；王寶強也曾做過“團貸網”的代言人。

6月1日，銀保監會副主席梁濤表示，今年以來，銀保監會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助力市場主體恢復元氣、增強活力，同時統籌處理好恢復經濟與防范風險的關系，銀行業保險業保持了平穩運行的良好態勢。

網貸方面，穩妥推進網貸機構存量風險處置。截至3月末，存量業務尚未清零的停業網貸機構1387家，未兌付借貸余額7161億元，比去年末減少79家、1046億元。其中，對已立案的999家機構，依法協調公安、司法等部門加快審理進度。加快追贓挽損，依法追繳高管獎金和明星代言費、廣告費。引入征信系統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提高追償專業化水平。

銀保監會明確表態，要追繳明星代言費、廣告費。

值得一提的是，4月份中國銀保監會也發布《關于警惕明星代言金融產品風險的提示》，指出金融產品信息不對稱性高、專業性強，代言人自身如果沒有辨別代言產品資質、不了解產品風險，可能產生宣傳誤導風險。銀保監會強調，消費者選擇金融產品或服務時，不可盲信明星代言，應理性對待“明星代言”的產品或服務，做到“三看一防止”。此外，明星等公眾人物代言，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等法律法規，不得為其未使用過的商品或者未接受過的服務作推薦、證明，不得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作推薦、證明。接受代言前，應當查驗所代言機構是否具有合法資質，所代言產品和服務是否內容真實、符合監管要求。

今年1月份，北京市朝陽區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公眾號發文要求P2P網貸機構廣告代言人配合落實風險化解責任，公告稱，“部分網貸機構為牟取不正當利益，聘請知名演藝人員、公眾人物作為廣告代言人，利用其影響力吸引投資人購買非法金融產品。上述廣告代言人未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作出不實宣傳，對損害結果的發生和擴大存在過錯，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同時要求“曾經或仍在涉P2P網貸廣告中，以自己的名義或者形象對相關產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即廣告代言人），盡快聯系該中心就相關問題進行說明，并配合開展網貸平臺清退工作?！?/p>

律師：應從行政監管、民事責任、刑事責任三方面來看明星責任

那么，被立案的網貸機構代言人，是否要承擔責任？要怎么承擔呢？有沒有不承擔的情況？

京師律師事務所證券和投資基金部主任劉盼盼對記者表示：在爆雷或已被立案網貸機構中，代言人明知或應知廣告內容虛假，則可能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中，“明知”及“應知”的判斷很關鍵，代言人起碼應當在代言之前對公司的資質、稅務、相關許可合規的情況進行審慎核查。

劉盼盼稱，依據《廣告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發布虛假廣告，欺騙、誤導消費者，并使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承擔責任者為廣告主，廣告代言人只有在明知或應知廣告虛假仍代言的情況下，才與廣告主一起承擔連帶責任。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則對記者表示，可以從行政監管、民事責任、刑事責任三方面來談。

其一，從行政監管的角度來看：

1．我國《廣告法》第六十二條列明了對廣告代言人作出行政處罰的四種情形，具體到P2P的應用場景中，與之可能契合的是第三款“為其未使用過的商品或者未接受過的服務作推薦、證明的”與第四款“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在廣告中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之規定。

就前者來說，該款規定要求代言明星已購買其推薦的P2P理財產品，而后者則是要求明星對廣告是否系屬虛假作出一定程度的審查，否則，代言明星將可能受到行政處罰：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罰款。

2．上月生效的《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清退集資資金來源包括“在非法集資中獲得的廣告費、代言費、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經濟利益”。

據此可知，如網貸機構被認定為涉嫌非法集資類犯罪，網貸代言人須退還代言費作為集資資金清退。

其二，從民事責任的角度來看：

《廣告法》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前款規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廣告代言人，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制作、代理、發布或者作推薦、證明的，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睋?，代言明星應當對虛假廣告承擔民事責任。

但是，如何判定明星是否知曉廣告為虛假？明星應當知道的標準是什么？明星對廣告應盡到何種審查義務？

我們從法條無法得出上述問題的直接結論，而在司法實踐中，以中晉系理財產品暴雷的明星代言案（2020）滬02民終3552號判決書為例，法院認為，從代言明星的廣告語言來看，并不能得出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這一情況。雖然這一結果與廣告語言的內容密切相關，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出借人要求代言明星承擔民事責任具有一定訴訟難度，須結合具體情況進行分析。

其三，從刑事責任的角度來看：

根據明星對其所代言的P2P平臺的主觀知悉程度，特別是明知或應當知道虛假廣告情形或出借資金流向的，結合當前偵查機關對待涉眾金融的傾向，代言明星存在被以非法集資類犯罪共犯追訴的可能性。

如代言人同時具備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身份之一的，根據情節，其行為還可能涉嫌虛假廣告罪。

刑法的世界里，存在一個叫做中立幫助行為的概念，我們在辦理涉眾金融案件時經常提到這一點并運用于實踐：客觀上對犯罪起到促進作用的行為不應當一概當做幫助犯處理。如果代言明星涉嫌刑事犯罪，這一點或許是出罪或罪輕辯護的關鍵。

責任編輯：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