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表示，數字人民幣的推廣過程呈現出循序漸進、兼容并包的特征。

不僅在發行環節以“發紅包”形式提升市民參與感，在流通場景中也充分考慮數字時代的用戶需求。

一方面，數字人民幣推廣從最初的加油站、超市等純線下場景逐步走向“線上+線下”融合。在試點引入電商場景后，數字人民幣線上推廣層次日益豐富，據不同銀行錢包的適配性，可在美團、滴滴、嗶哩嗶哩等多個互聯網場景使用，利用互聯網“導流”提升數字人民幣的用戶轉化率。

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錢包形式多樣，可嫁接但不依賴于智能手機和網絡。從最早出現的手機內測應用軟件，到手機SIM卡、可視卡、可穿戴設備等硬件錢包，數字人民幣體現出“中心化發行，市場化流通”的思路，由央行和指定運營機構共同開發普惠的錢包生態平臺。

報告指出，相較在國內數字人民幣的穩步審慎推進，以覆蓋小額支付場景為先，在“外循環”中，則將做出更大膽、更具挑戰性的嘗試，同時也將考慮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的試驗與應用。

這和我國“雙循環”的新時代內涵相吻合。數字人民幣在“內循環”的推進中充分考慮我國實際國情，與我國傳統金融機構、商戶、互聯網平臺深度合作，將發行環節與交易場景全面融合，激發數字內需的釋放。

在“外循環”中則更加包容開放，在謀求共識的基礎上與合作各方探索各種可能方案，推動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更新換代，積極參與以央行數字貨幣（CBDC）為基礎的新型跨境支付體系的規則制定。

報告亦表示，隨著涉及專利的漸次公布和試點范圍的相應擴大，數字人民幣雛形已現，市場對其認知也隨之清晰。

然而相較諸如Libra、比特幣等其他類型的數字貨幣，數字人民幣是一項具有獨創型的試驗。在全球數字貨幣競爭日趨激烈的情境下，數字人民幣已進入沖刺階段，將在時間和空間多維度加速服務于數字中國的建設。

具體來看，數字人民幣試點的沖刺推進主要呈現以下三個特點；

此前市場普遍預期數字人民幣將在2022年冬奧期間或之后全面落地。然而，在今年年初的地方兩會中，數字人民幣被列入2021年的多地政府工作計劃。因此從時間線上，數字人民幣的推出時間表可能大幅提前。

在近期試點中數字人民幣硬錢包和可穿戴設備芯片錢包成為熱門話題，但也需要認識到，可穿戴手環等硬件錢包只可作為數字人民幣在特定場景下的的補充，其主形式仍要以安全便攜為首要考慮，即在保證我國技術自主可控前提下與智能手機融合。

目前，我國在手機內置安全芯片的研發實力仍相對不足，基于NFC生態的安全芯片實現國產化改造的難度較大，而我國5G超級SIM卡已能采用我國自主研發的金融級安全芯片。

由此，數字人民幣在物理形式上將盡可能樸素務實，在符合中國金融理性的方向上加速推進，通過手機SIM卡實現“碰一碰”以及應用軟件在線支付或是最主流的數字人民幣交易形式。

央行將數字人民幣的主要功能定位為替代M0，覆蓋日常小額支付場景。但從長遠角度看，如何與區塊鏈全程可追溯的特性結合，從而解決企業之間的支付與互信問題也將成為數字人民幣的使命。數字人民幣的推出并不止于對個體支付領域的改造，而更意在新型金融基礎設施的搭建，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數字經濟培育壯大新動能。

報告指出，互聯網平臺經濟是一項成功的數字化試驗，而如今人類社會要從物理世界向數字世界遷徙，則不僅需要生產力的提升，更需要生產關系的全面進化。

今年兩會中，多位政協委員提交了“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的相關提案，也意味著數字經濟已經由專注生產力提升進入生產關系重塑的階段。

5G、AI、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從連接人到連接萬物，帶動數字經濟全流程升維，區塊鏈則以其不可篡改性實現機制上的高度信任，成為數字化整體遷徙的制度保證。

在數字化技術的革新下，我們將看到大量原生可追溯的數字資產誕生，而傳統信用貨幣體系卻并不具備對接交換的數字化能力。數字人民幣應運而生，其全程可追溯的特性與區塊鏈耦合，可編程性則為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和疊加拓展了空間，或將重構數字經濟世界的交換體系，激發數字經濟的新一代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