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給讀者的這套三卷本的《歷史視角下的經濟與金融》，是我從已公開發表的130多篇文章和采訪稿中選取的89篇。我在碩士研究生學習期間，就在《金融研究》發表了十余篇關于西方貨幣金融學說的述評文章。我從1984年起，連續三年被《金融研究》聘為特約撰稿人，1985年又在該刊主持了整整一年的《國外貨幣金融學說評介》專欄。我的博士論文《現代貨幣供給理論與實踐》1993年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大陸最早研究西方貨幣供給理論和政策的專著。所以，我的學術生涯是從研究西方經濟思想、尤其是西方貨幣金融學說開始的。

1995年末，我從上海財經大學調到中國人民銀行工作，開始直接接觸我國金融宏觀調控和金融改革開放，研究方向也轉為國內實際經濟金融問題為主，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個轉折點。第二個轉折點是2010年9月我被任命為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直至2016年9月離任。在這6年中，我開闊了宏觀經濟視野，熟悉了國家經濟調控、尤其是貨幣金融調控的政策和措施，我的理論研究也更貼近實際了。

我在人民銀行多個崗位工作過，也去過不同城市和地區，工作一直比較繁忙，做研究主要是業余時間的個人愛好，所以并不連貫，也不系統，更不全面，實際上是斷斷續續的。但我比較喜歡思考，也有些獨立的見解，研究的興趣又比較廣泛，除了貨幣金融，還包括宏觀經濟運行和房地產調控等。

我自以為我的文章的一個特點是觀點鮮明，不模棱兩可，也不人云亦云。我不輕易下結論，也很少改變自己的觀點。我發表的文章都是我當時實際想說的。我也有過不正確的看法，但還感到比較欣慰的是，當時發表的文章絕大多數并沒有被后來實際情況的發展所證偽。

我在研究工作中的一個體會，并努力遵循的原則是，經濟研究應該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改革的實際需要，而不能照搬國外的理論和經驗。我國經濟學的概念幾乎都是從國外引入的，但引入以后往往“變異”，所以很多概念的內涵、甚至有些統計指標的范圍也與西方國家不完全一致，正所謂“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如美國的狹義貨幣供應量M1包含流通中現金和各項活期存款，而我國M1只包括流通中現金和企事業單位的活期存款，并不包括個人活期存款。因此，我國M1和M2的剪刀差與西方國家的這一剪刀差的含義并不一樣。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的流動性狀況，后者則體現了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再舉個例子，曾經風靡一時的P2P平臺，其概念和運營模式一開始是從西方國家引入的，但很快就偏離了P2P的本源，即從僅僅承擔信息中介職能的服務平臺，滑向同時承擔信用中介職能的機構，這也是我國P2P平臺歷史結局的根本原因。2016年5月，當時我國P2P正處在興盛時期，我就在一次論壇上發表了題為《絕大部分P2P平臺已偏離信息中介方向》的演講，首次提出信息中介與信用中介的區別，P2P平臺應堅持信息中介的方向。收錄于本書中篇第四章的《絕大部分P2P平臺已偏離信息中介方向，網貸應回歸普惠金融本源》一文，就是那次發言的主要內容。

西方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結論，很少受人懷疑，也往往被用來解釋分析中國的經濟運行和經濟改革。例如，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幾乎已成為國際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之一，即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只能選其二。有學者沿用不可能三角理論以及利率平價理論等，推演出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須遵循“先內后外”的改革次序。事實上，不可能三角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具有局限性，并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的各項金融改革并不存在嚴格的時間先后，而是成熟一項、推進一項，并相互創造條件。

收錄于本書中篇第二章的《協調推進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是2012年4月，我擔任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時，領銜發表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與資本賬戶開放是循序漸進、協調配合、相互促進的關系，提出了金融改革協調推進的理論。2015年，我又和同事劉西合著出版了《金融改革協調推進論》一書。協調推進論對傳統的次序論是一個認知上的顛覆。我相信，中國未來的金融改革開放也會是一個協調推進的過程。這一協調推進的經驗值得總結，并有必要上升到理論高度，做出理論創新。

現已成為我國金融宏觀調控兩大指標之一的社會融資規模（另一指標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是我國的獨創，是一項從零到一的工作。在我擔任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的6年時間里，組織全司同志，創設、編制、改進并積極宣傳推廣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是領導交代給我的最為重要、費時最多、也是感受最深的工作之一。10多年來，社會融資規模能成為國家重要指標，并且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和重視，自有它的內在邏輯和原因，主要就是它不僅從各個側面反映了社會整體流動性，而且體現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及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后者恰恰是在我國體制下金融的使命所在，所以，社會融資規模是符合我國實際需要的宏觀金融監測和調控指標。多年來，我不僅組織編寫了《社會融資規模理論與實踐》一書，至2016年出了第三版，我還在各種刊物和媒體發表了一系列關于社會融資規模的文章。我挑選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收入本書上篇第五章，供讀者參考。我們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12期的論文《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政策傳導——基于信用渠道的中介目標選擇》獲“2020浦山政策研究獎”。

我的研究工作是從西方貨幣金融學說開始的，曾與兩位同門學弟合著出版《現代貨幣經濟學》一書（1992年、2001年、2012年分別出了第一、第二、第三版）。我后又側重研究中央銀行與貨幣供給，是中國大陸最早系統研究貨幣供給的學者之一，1993年出版拙著《現代貨幣供給理論與實踐》，2015年與我的同事翟春合著出版《中央銀行與貨幣供給》（2016年做了較多修訂并補充了新的內容，出了第二版）。因此，我對貨幣、貨幣供給和貨幣政策的本源還比較熟悉，也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觀點。我大概是第一個明確提出并深入論述虛擬貨幣成不了真正貨幣的研究者，早在2014年1月和4月就發表了《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以比特幣為例》和《貨幣非國家化理念與比特幣的烏托邦》兩篇文章。2019年，天秤幣Libra產生之初，我就撰文指出它難以獲得成功。虛擬貨幣成不了真正貨幣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們不具備現代貨幣的基本屬性，并與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相沖突，也不可能解決當前世界貨幣體系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與此同時，對于任何形式的數字貨幣，我們都應該深入思考，其如何與現代貨幣金融制度相契合，如何實現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還應該思考，其經濟和社會基礎及創設的目的和意義。從幾千年人類貨幣史的演變發展可以看出，任何貨幣制度和貨幣形式的誕生都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伴隨物，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F代貨幣與傳統貨幣的一個很大區別是前者越來越緊密地與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結合在一起，因此不能只是從自然形態去分析貨幣的使用和功能，而應該更多地從國家調控經濟的需要去分析。我們還應該認識到，貨幣金融的強弱是國家整體實力及各種體制機制的綜合體現，不可能通過一項兩項技術來實現趕超或改變世界貨幣格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世界貨幣體系的變革和新體系的形成往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的以上思考是否正確，有待時間檢驗。數字貨幣還在演變中，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并通過反復的社會實踐，人們才能對它獲得正確的認識、做出正確的判斷。我認為，對于新生事物，我們應該多問幾個為什么，多一些獨立思考。

還有一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就是我們2019年6月發表在《清華金融評論》上的《各國央行盯住2%的通脹目標是刻舟求劍——對中長期通脹的思考》一文（收錄于本書上篇第三章）。我們在該文中較早提出和分析了西方國家2%通脹目標的問題。自上世紀90 年代起, 主要國家央行不僅制定、而且長期追求2% 的通脹目標，但始終未能如愿，原因在于全球經濟、科技、社會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所以我們在文中提出，“可以嘗試在貨幣政策目標函數中采用廣義價格指數漲幅來替代CPI漲幅。當然，如何定義廣義價格指數的難度與其重要性一樣大”。

在研究中，我感覺到，貨幣似乎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因為我看到更多的是對貨幣表象的解釋。例如，總是有人提出，貨幣發行多了是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但我一直認為，高房價主要并非源于貨幣因素，而是由于房地產供需失衡使貨幣之“水”不斷流入房地產市場。實際上，任何一種商品需求大于供給都會引致貨幣流入而使其價格上漲。所以，我始終堅持房地產供需調控相結合的理念，而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可以有不同的側重點。

本書下篇的第二部分收錄了歷年來我發表的關于房地產調控的主要文章。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篇是2017 年12 月撰寫的《高度警惕房地產泡沫出現在三、四線城市　應加快制定房地產市場長效調控機制》。該文較早提出應關注三、四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問題。2018 年2 月, 該文被某一國家級內參采用并獲得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及有關領導的批示。該文還獲2019年度上海市決策咨詢研究成果一等獎。我記得，我國從2018年5月開始了對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的調控。該文經修訂后發表于《華爾街見聞》（2018-09-06），題目為《三、四線城市庫存風險已經顯露,到了該調整的時候》。此外，我還與人合著，出版了50多萬字的《房地產與中國經濟》一書（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第2版），有興趣的讀者也可參閱。（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本文節選自作者著《歷史視角下的經濟與金融》前言）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