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我國數字化水平不斷提升，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主引擎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亦是中國加速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數字經濟對社會生產帶來的效率、動力、分配方式變革，都深刻影響著我國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

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創新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高質量的物質、精神富裕和全面發展離不開對創新能力的充分激活和對創新成果的有效利用。

5月13日，“數字經濟與創新的包容性增長”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來自政學研多領域的嘉賓就“數字經濟和創新的包容性增長”議題的探索和推進展開分享與研討。

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

在社會科學領域，數字經濟對社會整體在信息獲取方式、收入、理念等方面產生的作用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以“數字鴻溝”為主張的學術觀點認為，信息技術獲取與應用能力水平差異將導致個體、群體、城鄉乃至國家層面的信息落差及貧富分化，其實質是信息時代的社會公正問題；而持“數字普惠”視角的學術觀點則認為，數字化提升了公共服務、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有助于社會整體受益于技術進步帶來的發展紅利，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發展不平衡問題，縮小了收入差距。

此外，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并非簡單的擴大或縮小，而是一種復雜的非線性關系，有研究成果顯示，互聯網普及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呈現“倒U型”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包容性創新與創新的包容性作為衡量數字技術普惠性的重要視角，在相關學術文獻中被廣泛關注與提及。作為推動社會共享發展成果、激活發展潛力的重要維度，包容性創新旨在促進技術和創新訣竅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利用，為社會底層群體、弱勢群體創造更加平等的機會，彌合群體間財富差距。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沈開艷在研討會致辭中表示，在全球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展和我國積極推動數字中國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催生了一大批包容性創新，這些創新關注低收入和數字能力弱群體、欠發達的地區，為經濟實現包容性增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機遇。

“發展數字經濟是中國在全球實現彎道超車的重要方式，其中數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有助于共同富裕在家庭金融投資維度的實現?！?北京師范大學統計學院教授張勛在研討會報告中指出，數字經濟尤其是數字金融的發展，在創造就業、倒逼利率市場化、投資機會均等化等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有助于實現收入和財富的均等化。

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數字金融顯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且數字金融在欠發達地區發展速度更快，顯著提升了家庭收入，進而促進了包容性增長。

具體而言，數字金融的發展促進了家庭金融投資的需求側機制變革：一方面，數字金融降低了金融交易主體的信息搜索與匹配成本，使得投資流程簡便化，在降低金融知識要求的同時提升了家庭金融投資的需求；另一方面，隨著各類數字化應用在大眾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普及，居民對數字平臺的使用也推動了其對數字金融信任的建立，進而提升對平臺互聯網理財產品的風險承擔水平，促進金融投資。

“從宏觀角度來看，數字金融還聯通了銀行間市場?！睆垊滋岬?，通過投資居民以往較難接觸的銀行間市場，數字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銀行的壟斷收益，提升了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格局，實現微觀層面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某種程度上金融利潤因風險而生，數字金融的發展是否會使得居民進入風險更高的金融產品，相較于專業金融機構，如何避免缺乏風險精準控制知識和能力的居民在參與數字金融過程中發生的各類問題，需要在推動數字金融發展進程中進一步厘清。

對此張勛表示，當前數字經濟對家庭投資收益和共同富裕提升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投資便利度的提升，和銀行部分退出了低風險低收益的壟斷市場。其主要表現是，研究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促進了互聯網理財，但并未同等促進股票投資。

而防止數字金融發展越過個人所能控制的金融風險邊界，一方面需要加強對兩項財產性收入外部條件的重視：一是居民金融素養的提升，二是監管明確劃定數字金融邊界，設置相應的準入名單。

創新與增長

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解決普遍增長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本次研討會上多位發言嘉賓提出，如何吸納更大范圍的中小企業、一二三產從業者參與到國家創新體系中，是兼具技術性與共享性特征的數字經濟在創新的包容性增長層面可發揮的優勢。

“工業時代解決的是效率問題，將生產環節扁平化以提升效率，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們要做的是適當拉長鏈條，讓不同經濟體在產業鏈條中實現價值增值?！?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信息化推進處（大數據處）副處長山棟明博士在題為“與數字經濟的大航海時代同行——穿越迷霧 跨越陷阱”的演講中，列舉了數字經濟在農業、工業以及服務業的具體應用情景案例。

借由案例實踐總結而來的數字化經驗，山棟明表示，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化轉型實踐的初心是企業的提質增效降本減存，是提升市民對數字社會的體驗感。

以第二產業數字化轉型為例，數字化轉型并不意味著對人的全面替代，其核心是“將正確的數據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方式傳遞到正確的人或設備”，而實現上述目標不僅需要算技術賬，更要算經濟賬。

但山棟明也指出，轉型不是轉行，創新來源于邏輯的打破、把握和洞悉，要警惕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諸多中等轉型陷阱，例如企業脫離主業陷入唯智能論的技術陷阱，轉型中脫離真實市場需求與真實體驗的需求陷阱，因未合理區分“應聯應匯”數據導致大量數字化雜音的大而全陷阱等。

實踐層面的數字化轉型探索，離不開宏觀環境的制度性支撐。當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其本質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還需打通市場機制中抑制創新包容性增長的因素。

南京財經大學國貿學院院長余泳澤聚焦數字經濟所依托的創新技術問題，從以市場換技術到以市場創造技術的發展理念引導下，分享了對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帶來創新效應的研究成果。

研究結果顯示，市場規模能夠顯著促進以發明專利為代表的應用型創新的增長，且同樣能夠促進以專利寬度和專利引用為代表的創新質量增長。過去，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狀態導致了“卡脖子”等問題，未來則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克服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等制度性阻礙，實現“以市場創造技術”。

余泳澤表示，從政策層面，應采取破除國內市場分割、大力推動互聯網技術發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等措施，以應用型創新為紐帶，帶動基礎技術研究突破。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