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銀行體系表外資產規模急劇擴張,而表外資產的信用風險卻沒有釋放的出口,值得高度關注。從增長勢頭看,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有趨緩跡象,但考慮到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任務還未完成,我國銀行體系的信用風險還有繼續釋放的空間。
當前,我國商業銀行傳統信用風險管理架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信貸經營重形式輕實質;二是信用風險信息碎片化與貸款全生命周期管理存在一定沖突;三是信用風險管理能力建設滯后于業務發展;四是數據爆炸性增長與信用風險數據基礎薄弱存在沖突;五是大信用風險管理架構建設緩慢。
隨著科技金融的蓬勃發展,特別是數據抓取與分析技術的進步及在銀行體系內的廣泛應用,商業銀行信用中介職能的必要性削弱,信息中介職能的重要性明顯上升。而適應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發展,我國商業銀行需加快變革信用風險管理架構,以客戶信用風險視圖為基礎,通過大數據分析,著手建立全流程、全信息的信用風險經營與管理體制。
當前雖然銀行體系信用風險的釋放與宏觀經濟增長放緩有一定關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架構無法主動有效地應對宏觀經濟運行風險沖擊的事實。而形式上的貸前調查、貸時審查和貸后檢查,在基本確立信貸業務前中后臺相互牽制、專業分工的信用風險管理體制的同時,也人為造成了信用風險全信息、全流程的割裂。
特別是在“重業務拓展,輕風險管理”的經營導向下,部分商業銀行貸后管理部門的話語權不足,工具欠缺,難以真正有效發揮信用風險的監測與預警功能,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被動適應信用風險的積累和釋放。而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深刻地改變了商業銀行傳統信用風險管理的作業模式,對固有信用風險管理架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適應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發展,我國商業銀行需加快變革信用風險管理架構,以客戶信用風險視圖為基礎,通過大數據分析,著手建立全流程、全信息的信用風險經營與管理體制。
歷史上我國銀行體系曾經有過兩次比較大的不良資產剝離。1999年,我國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按賬面金額接收了工、農、中、建等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2004-2005年,為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又由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出面收購不良貸款。從中國人民銀行大一統格局到專業銀行分設,再到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歷史變遷中,我國銀行體系相當程度承擔了巨大的改革成本。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要求,較難體現在銀行的信貸經營里,大量不良貸款的產生與行政干預、計劃經濟思維是分不開的。即便如此,僵化的信貸經營管理體制,既不能有效抑制道德風險,又無法促進經營效率的提升,在1999年巨額不良貸款剝離后到2003年的幾年間,我國銀行體系的資產質量沒有得到實質改觀,不良貸款依然居高不下。
經歷上市前的第二次巨額不良貸款剝離后,工、農、中、建、交等五家國有商業銀行卸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補充了巨額資本,而現代公司治理的確立又極大地激發了經營管理層的發展動力。特別是200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再次進入新的增長周期,土地、住宅等不動產資產價格大幅上升,銀行體系迎來史無前例的黃金發展期,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持續“雙降”,銀行體系盈利能力持續增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宣告了新世紀以來全球增長景氣周期的結束,我國宏觀經濟也面臨巨大的危機沖擊。新世紀以來我國依靠外需和投資雙輪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遭遇外需急劇萎縮的困境后,擴大投資規模成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得已選項,但意外推動了銀行體系規模的急劇擴張,從而抵消了信用風險釋放的壓力。
即使如此,由于我國投資邊際效率遞減,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全球經濟艱難再平衡過程中,內外部商品市場疲軟,而連年投資擴張引發的產能過剩問題、高庫存問題日積月累,倒逼微觀領域信用風險逐步釋放。從2011年四季度開始,我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率持續下降趨勢出現了拐點。2011年四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達4279億元,環比上季度末上升201億元;不良貸款率1%,環比上季度末上升0.1個百分點。截至2016年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5123億元;不良貸款率1.74%,較上年末上升0.07個百分點。
目前,雖然從增長勢頭看,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有趨緩跡象,但考慮到國家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任務還未完成,至少從理論層面分析,我國銀行體系的信用風險還有繼續釋放的空間。這些年來,我國銀行體系表外資產規模急劇擴張,而表外資產的信用風險卻沒有釋放的出口,值得高度關注。綜合來看,產業改造升級所引發的存量信貸結構調整,可能會是未來幾年我國銀行體系資產質量面臨的主要風險。
始于2003年的現代銀行制度改造,基本確立了貸款前臺、中臺、后臺分離的信貸管理架構,形成了信貸調查、審批和貸后管理業務相互牽制的管理模式,一定程度減少了信貸經營中的道德風險,在實踐中也有助于信用風險的控制。但也要看到,2003年至2011年期間我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的“雙降”,還難以真正有效檢驗現行信用風險管理架構和模式的效果。
2011年四季度以來我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的持續上升,既是宏觀經濟不景氣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也與傳統信用風險管理架構運行不暢不無關系。近期山東因某大型企業集團資金鏈條斷裂所引發的互保危局,將多家金融機構牽涉其中,擔保代償風險影響到多家地方企業,導致地方金融風險集中釋放。而互保危機的發生,與金融機構過于重視第二還款來源存在莫大關系,反映出傳統信貸經營理念存在變革的需要。
特別是近年來基于互聯網技術在金融領域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大數據分析工具日漸成熟,對商業銀行傳統信用風險管理架構形成巨大沖擊的同時,也帶來優化升級前所未有的良機。當前,我國商業銀行傳統信用風險管理架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信貸經營重形式輕實質
貸款前臺、中臺、后臺的有效分離,主要是從制度設計層面來防范信貸員和基層行長的道德風險,但這并不意味著基層銀行信貸經營能力上升的必然性。通常而言,信貸經營能力提升,不僅要求貸前調查最大限度獲悉借款企業經營現狀和發展前景,形成專業化的初步判斷,而且還需要貸款審批委員會基于貸前調查所獲得的資料進行進一步專業的深入分析與判斷,以及貸后風險監測預警能夠及時有效發揮作用。但相當多銀行的貸款“三查”要求,在實踐中逐步演變成“重形式輕實質”的信貸經營習慣。
一是過于重視第二還款來源。過于看重擔保、抵押等第二還款來源,而對借款人主營業務現金流的第一還款能力調查分析不夠深入,是當前信貸實務普遍存在的現象。之所以會出現上述情形,很大程度上可歸因于基層客戶經理在現實經營環境中的自發選擇。在嚴厲內部追責和激烈市場競爭的雙重壓力下,落實擔保、抵押等第二還款措施,既可以彌補貸前調查工作不實、分析不深的問題,減免個人責任,同時又可推動貸款申請在較短時間內上會通過,完成考核指標。實踐中,甚至會出現在借款人第一還款來源完全可以滿足貸款自償要求,但基層客戶經理仍要求第三方為借款企業進行擔保,或要求借款人提供土地、住宅等不動產等作為抵押的情況。
當然,在社會信用體系還難以有效降低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借款企業財務資料不真實、經營數據造假的情況也較為普遍,也相當程度促使金融機構主動強化了第二還款來源的要求。綜合來看,在經濟景氣期間,擔保、抵押等第二還款來源有助于生產繁榮發展,控制信用風險暴露;但在經濟不景氣期間,擔保、抵押等第二還款來源可能會演化成互保危機,引發不動產抵押價格大幅回調的導火索,是加速信用風險傳染、放大信用風險沖擊的具有區域性、系統性影響的風險因素。
二是貸款審批重形式審查輕實質分析。以貸款審批委員會集中審議代替行長“一支筆”,一定程度剝奪了基層銀行行長的審批權。集體審批可集合群力,全方位考慮風險。專家審批有助于落實責任,發揮專業優勢。但究竟何種方式更有利于信用風險把控,事實上也難有定論。
在信貸實務中,貸款集中審批更側重于形式要件的審查,較難實現實質風險的分析與判斷。這是因為信貸規模急劇增長需要上會的貸款申請,遠遠超出了貸款審批委員會的負擔。雖然貸款審批委員會可以發揮專家集中審批優勢否決貸款申請,但若是否決貸款過多,又不符合基層行經營導向,也完不成上級行下達的業績考核指標。且在某些大項目貸款申請上,基層銀行行長還可通過各種形式向貸款審批委員會施加壓力。最為重要的是,集體審批往往減輕了參會人員的責任,導致出現集體負責事實上無人負責的情況。
三是貸后監測預警只具備形式功能而缺乏實質作用。當前我國銀行體系貸后監測管理與龐大信貸規模嚴重不成比例,相當多銀行的貸后管理主要是統計和報告功能,難以真正發揮貸款風險有效監測與預警功能。
在業績考核導向下,貸后風險管理缺乏有效手段和工具,即使發現潛在風險隱患,除非有確鑿證據表明信用風險即將爆發,否則難以直接干預尚未到期貸款項目,或對業務前臺提出限制性要求。由于信貸管理系統建設滯后,數據質量問題較多,加上客戶的財務信息不真實且更新不及時,導致貸后風險監測嚴重滯后于風險管理需要。
2.信用風險信息碎片化與貸款全生命周期管理存在一定沖突
貸款“三查”從制度設計上明確了貸款前中后臺的分離及相互制約,一定程度防范了貸款經營中的道德風險,但同時也影響到信用風險信息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從貸款申請到終止貸款關系的全生命周期內,客戶信用風險信息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集合。而貸款前中后臺的分離模式,客戶信用風險信息被人為分割成貸前、貸時、貸后三個部分,信用風險信息的連續性被破壞。
雖然貸前、貸時、貸后信息都要在信用風險管理系統中錄入,但因為前中后臺關注的焦點不同,可能導致信用風險信息收集不完整,以及信用風險分析判斷存在片面性。對借款企業的授信,是基于客戶經理貸前調查的信息;而在貸款審批時借款企業信息已經發生動態變化,但授信并未實時調整;在貸后到貸款到期這段時間內,貸后風險監測信息往往無法及時傳遞給授信部門,因而對前臺貸款營銷的支撐與指導作用產生斷裂帶。
3.信用風險管理能力建設滯后于業務發展
近年來,我國金融體系信用風險資產規模急劇增長。2003年至今,我國銀行貸款規模增長了10倍多。但信用風險管理能力建設明顯滯后于業務發展。
這一方面是因為信貸規模的急劇增長超出了現有運營管理人力的承受范圍。應該看到,一個成熟、專業的信用風險管理專家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培養,而在現行信用風險管理模式下,每個專家所能管理的客戶數量也有物理及生理限制。因此部分銀行貸前調查不深入、不到位的情況并非個例,貸后檢查流于形式,沒有真正落實有效信用風險管理的要求。
另一方面是因為信用風險資產業務創新加劇,表內貸款之外衍生出多類型信用風險資產,而其中嵌套和結構化設計,超出了現有信用風險管理架構的范疇,導致信用風險管理沒有實現信用資產全覆蓋。
值得注意的是,為激勵客戶經理,在制度層面提倡“盡職盡責”,而在實踐中為確定“盡職”程度,又設定了客戶經理多種形式義務,但這些義務本身與最終信用風險釋放沒有很強相關性,卻大量占用了基層客戶經理的工作時間。為完成規定的義務,基層客戶經理實際上很難有時間真正收集、挖掘和分析潛在風險及業務合作信息。
4.數據爆炸性增長與信用風險數據基礎薄弱存在沖突
在錯綜復雜社會經濟交易網絡中,過去受技術條件限制,難以留下交易痕跡數據。這些年來,隨著數據技術的突飛猛進,企業或個人的大多數交易信息可用數據形式保存,為金融機構利用數據技術分析客戶信用風險提供了堅實基礎。但商業銀行信用風險數據不完備、不及時、差錯、遺漏的情況較多。雖然多數銀行也開發運行了信用風險管理系統,但因為數據基礎較為薄弱,既難以將行內信息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也沒有更多動力去挖掘分析網絡信息,導致信用風險監測難以滿足實質管理的需要。
5.大信用風險管理架構建設緩慢
目前,商業銀行已經認識到表內同業投資、表外理財資產信用風險管理的重要性,部分銀行已開始將其納入全行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但因為同業業務、資產管理業務實施事業部管理或專營,且名義上銀行不需要對表外理財資產的信用風險承擔責任,所以銀行表內外資產的信用風險管理實際上處于割裂的狀態。表內自營貸款和表外理財非標資產的信用風險管理相對獨立,相對而言表內自營貸款的信用風險管理更成體系,而表外理財非標資產信用風險管理弱化。
隨著科技金融的蓬勃發展,特別是數據抓取與分析技術的進步及在銀行體系內的廣泛應用,商業銀行信用中介職能的必要性削弱,信息中介職能的重要性明顯上升。而適應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發展,我國商業銀行需加快變革信用風險管理架構,以客戶信用風險視圖為基礎,通過大數據分析,著手建立全流程、全信息的信用風險經營與管理體制。
1.以客戶為核心建設全覆蓋的業務系統
信息技術在銀行領域內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提升了銀行業務的效率。目前,在商業銀行內部,按照業務品種、工作模塊、管理需要等開發了多個信息系統。但對各條線業務系統的整合和開發進展緩慢,這一方面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比如歷史數據如何與新系統無縫銜接,歷史數據缺失如何彌補;另一方面還是因為內部業務分割的結果。從業務管理拓展角度上講,更多關注信息系統對本部門業績提供的便利程度、充足程度,但往往很少顧及業務條線前后相關部門的需求。部分銀行已經意識到客戶信息整合的重要性,并開展了相關整合工作。
從適應未來業務拓展與管理需要,有必要將現行分散在各個部門之間的業務系統進行有效的整合,以客戶為核心將所有相關業務系統的信息進行整合在一起。而整合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現代工具分析客戶信息的價值和風險。
2.刻畫客戶信用風險視圖
所謂客戶信用風險視圖,簡而言之,就是將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客戶信息按照風險特征進行分類整合,并根據特定大數規則結合歷史經驗顯示其爆發信用風險的概率。信用風險視圖可以類比人類體檢。在常規體檢中,涉及血液、尿檢、內科、外科、心電圖、超聲波檢查等等,每項檢查都有其特定含義。在體檢報告中,血液檢查指標都會顯示該指標正常區間值,如果實際指標在正常區間內,那么可以不用再做進一步檢查。
客戶信用風險視圖恰如體檢,將構成客戶信用風險的具體信息,按照大數規律和歷史經驗反映為取值范圍,如果某客戶的相應指標信息超出這一正常取值范圍,就需要結合其他指標進行綜合分析,以確定其是否需要做進一步的風險監測預警。
3.推進業務部門整合
首先,要改革信貸管理經營體制。在信息大爆炸時代,貸前、貸中和貸后的嚴格分離,其必要性已經下降?;诖罅克槠畔⒌恼虾头治?,無須現場調查,客戶經理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刻畫客戶整體經營與風險狀況。貸后風險監測預警與貸前調查的界限基本消失,貸后實時風險監測實際上也起到貸前調查的功能。
第二,要改革總、分行的信貸管理經營體制。未來商業銀行信息數據的分析、決策必然要向總行集中,大總行體制已經不可避免。近年來,各商業銀行總部人員規模也在不斷擴張。分行的信貸管理職能,可能更多來自業務營銷的壓力,也主要限于大客戶業務。理想情況下,小額貸款完全可以在線申請、在線審批,因而線下業務的處理需求勢必也會出現萎縮。大型企業貸款需求相對復雜,完全依靠線上申請較難符合實際需求。同時,銀行競爭十分激烈,線下的溝通與營銷,是拓展客戶群體的必然要求。重新對總、分行信貸管理職能進行劃分,對信貸作業全部環節進行梳理,刪除不必要環節,增加新的崗位設置,適應銀行由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職能的延伸需要。
第三,減少信貸業務的管理層級。當前信貸業務“總行—分行—二級分行—支行”的模式亟待調整,依靠大數據技術和現代信息技術,信貸業務管理和運作的鏈條可以進一步縮短。業務審批、管理向總行集中,而業務營銷主要依靠基層行。隨著客戶對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的廣泛接受,現金交易的大量減少,未來商業銀行網點廣泛布局的必要性下降,未來基層商業銀行更多體現為業務拓展和營銷功能,客戶群主要為必須通過線下營銷才能建立關系的群體。
4.培育信用風險分析專業團隊
隨著信息中介職能重要性的上升,未來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建立在強大的信息系統和專業的數據分析處理能力之上。目前,少數銀行在信用風險分析能力建設上進行了探索,利用模型識別風險,提高信用風險實時監測能力等等,但總體看仍處于初級階段,既無法前瞻性識別信用風險,也無法利用貸后信息分析為前臺營銷提供有效支持。對大多數銀行來說,只能被動適應信用風險演變。
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商業銀行還沒有培育出能夠對大量后臺信息數據綜合分析處理能力的隊伍。很多銀行貸后管理職能更多體現為統計和報告功能,但缺乏對具體信用風險的識別功能。因此,商業銀行有必要在改革信貸管理體制過程中,加快組建信用風險分析處理專業隊伍,主要依靠對大量信息的挖掘和分析,將真正貸后風險監測預警功能落實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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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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