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豪門之中國小本經營”——這是早年各界對外資行在華展業的形容。在存款規模有限的背景下，外資行難在中國本土擴大規模，因而早年服務跨境客戶成了自然的選擇。

距離上一輪開放過去了十多年，新一輪金融開放近兩年明顯提速，且實質遠大于形式——更多外資銀行、資管巨頭、券商以控股形式進入中國，外資從“小眾”形成了自己的“生態圈”；國際投資者涌入具備相對價值優勢的中國股債市場，外資行的服務對象擴容，衍生品等金融交易能力逐步得以施展；在凈值化轉型、利率改革加速的背景下，中國早年畸高的無風險利率終于逐步正?；?，于是外資行在中國加大吸儲、擴大資產負債變得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開放不停步的同時，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政府推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發展方向，即以國內市場為主體吸引跨國企業在華投資，促進產業鏈持續升級。未來，外資行的中國戰略也在逐步發生變化。

“早年外資行由于境內吸儲的限制，無法大幅做大資產負債表，因此表外的全球業務（如跨境貸款）則成了核心。下一階段，隨著中國無風險利率正?；?，外資行也要走出舒適圈，法巴會逐步加大吸儲、擴大資產負債表，并開始做債券承銷等資本市場業務，同時為境外配置中國股債等資產的機構提供服務?！狈▏屠桡y行（下稱“法巴”）中國區CEO兼行長賴長庚表示，“同時，為了助力中國的’雙循環’，法巴會持續為中國企業的跨境業務提供全面支持?！?/p>

從聚焦跨境業務到加碼本土

十多年一輪回。從2007年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明確鼓勵外資銀行進入中國設立法人銀行，到2018年銀行業取消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再到2020年中國金融擴大開放加速，外資行將迎來在華發展的全新黃金期。

由于早前外資行的中國本土業務存在一定限制，加之兩次全球金融危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資行的發展。數據顯示，2007年至今，外資銀行總資產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逐年下滑。從最初的2.38%下滑至2017年末的1.32%。同時，早前剛兌的理財產品、結構化存款推高了無風險利率，于是結果就是，除了少數國際在華企業客戶存款基礎較好的外資行，多數外資行在華吸收存款的成本很難與資產端的收益匹配，這自然也導致了外資行吸儲少、難擴表。

“如果資產負債表不放大的話，就很難成為‘核心銀行’（core bank），也就無法擴大整體業務。因此外資行以前做得比較多的就是表外的全球業務，”賴長庚表示，“未來我們必須達做大規模，踏出舒適圈。如今利率改革加速、利率水平正?；瘜ν赓Y而言也是一個契機?！?/p>

事實上，早前外資行難吸儲并非因為其資質不好，主要是因為在基數原本就不高的背景下，很難再承受太多的邊際融資成本（marginal funding cost），否則就沒有凈息差（NIM）可言，因此無法像中資行那樣高息攬儲?！暗缃?，結構性存款逐步縮量、理財產品凈值化加速，這使得存款利率得以和Shibor等市場利率趨近和聯動，因此會有更多中國客戶愿意存款到外資行，而這也給了外資行更多展業空間?！?他稱。

吸儲是展業的基石，與此同時，法巴也旨在強化資本市場業務等，加大與中國客戶的業務聯動。例如，在去年9月，法巴首批獲批可開展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A類主承銷業務。同年12月9日，第一單就已實質性落地，法巴和中信銀行成為環球租賃超短融債券的聯席主承銷商。下一步，隨著法巴境內信用團隊的擴容，預計將有更多相關業務將陸續落地。當信用債承銷業務逐步擴容后，外資行也將更有動力向國際客戶推介中國境內的信用債產品。

此外，“貸款發起然后證券化(OTD，Originate to Distribute)”的模式也會強化，外資行可通過將貸款出售給其他投資機構，而非由自己持有到期，以此來提升資金效率。同時，隨著凈值化趨勢提速，法巴也更有動力為境內投資者提供連接到海外的產品。

不得不提的是，互聯互通業務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事實上，在國際投資者涌入中國股債市場的背后，對外資行意味著的是做市、外匯對沖、托管等的業務機遇。2020年前7個月，就有高達474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流入中國債市，同比增60%，7月的單月流入量高達創紀錄的1650億元。機構預計，2020年全年資金流入量將達8000億至1萬億元，2021年將進一步增至1萬億到1.2萬億元。

深度參與人民幣國際化

一直以來，外資行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參與者。中國自 2005 年便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一趨勢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去美元化”浪潮下升溫，但當時人民幣自身的國際使用度和中國金融市場競爭力仍有待強化。

進入 2020 年之后，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沖突以及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突出了人民幣國際化對于保障資本流、減少融資風險的重要性。當前中國涉外交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已經超過了2015年的峰值。同時，人民幣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占比也超過了 2%，為2015年的2倍。

賴長庚認為，疫情之后超低利率環境下的多極化世界中，中美將在科技、安全、金融市場等領域展開競爭，而其余各國將在夾縫中求平衡，這將帶動全球對于相對高收益人民幣資產的需求。同時，他建議，“正如美元一樣，應該推動人民幣成為融資貨幣，且為了防范萬一的風險，應做大貨幣互換市場，推動交叉貨幣互換（CCS，cross-currency swap）業務。例如，若企業在海外需要用歐元，則直接用人民幣互換成歐元即可，無需經過美元，外資行則可在其中扮演中介作用?！?/p>

事實上，CCS被廣泛用于債券投資。早年，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在離岸市場活躍，在2012年CCS利率攀升時，外國發行當時一度熱衷于發行點心債,并將融得的人民幣轉換成需要使用的外幣。同時，人民幣債券的國際投資者當前很多也通過貨幣互換的方式，例如進行人民幣歐元互換，歐洲投資者這樣做的收益主要來自人民幣債的收益和互換后的貨幣存款利息兩部分，再扣除CCS利率。投資者歐元進、歐元出，完全沒有匯率風險。

未來，若要擴大境內市場CCS的規模，賴長庚認為引入中央清算的基礎設施非常重要，上海清算所可扮演關鍵作用?！半p邊的CCS高度占用風險加權資產（RWA），而中央結算能舒緩銀行于雙邊非中央結算交易中信用額度及合約剩余期的限制，降低資本要求經合資格的中央對手方進行結算以節省RWA，這樣CCS業務才能大規模上量?！睌祿@示，結算所為CCS的本金及利息進行多邊凈額結算，降低銀行之間于雙邊交易時的系統性風險，并能減少40%至80%的資金和流動性要求，RWA也可從20%–120%降至2%–4%。

上海打造國際金融中心應聚焦“引進來”

不可否認，相較于當年，上海目前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已更加成熟。

2015年“8·11”匯改時，中國還未能解決產能過剩、杠桿率快速上升等結構性問題，資本曾在一段時間內大規模流出。然而，2016年后決策層提出了更清晰的三支柱框架（防風險控杠桿攻堅戰，資本市場改革開放，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這為人民幣國際化繼續揚帆進取、中國進一步金融開放奠定了基礎。當前，不僅國際投資者加速涌入中國股債市場，眾多國際資管巨頭和國際全能型銀行更是親身進駐上海，并積極申請公募基金牌照、控股境內證券公司等。

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外國投資者持有的中國在岸資產總額達到6.4萬億元（合9000億美元），其中包括1.9萬億元股票、2.3萬億元債券，上海無疑已經成為中國境內的資管中心。

但賴長庚認為，上海的定位與新加坡、香港、倫敦老牌等國際金融中心并不一樣，也不應該畫上等號?！爸袊鴵碛凶约旱摹５亍?，即巨大的國內市場，因此更應該成為繼續吸引國際投資者、做大境內市場的中心，目前眾多外資機構進入上海，更多的也是希望服務中國境內客戶，而非走出去；相比之下，新加坡、中國香港自身并無龐大的市場，因此更多是一個‘開放市場’，從事更多的是國際業務?！?/p>

在他看來，上海的定位實則更宜對標紐約、東京等國際金融中心，“它們都擁有龐大的本地市場，同時也吸引了眾多國際投資者參與，國際投資者流入的資金遠超流出做跨境業務的資金，上海亦然?！?/p>

因此，相比起思考如何成為第二個香港或新加坡，上海的主線在于深耕本地市場、更好地吸引國際投資者。賴長庚認為，當前最需要做的則是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和法治，讓外資更便利地在境內投資、募資，這才是關鍵。

責任編輯：Rac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