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預期的時間表

　　4月11日，新上任的央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給出的一份開放“時間表”，讓金融市場沸騰。

　　澳新銀行中國市場經濟學家曲天石認為，這個表態體現了中國金融業開放相當大的決心和非常正面的態度。雖然這些內容在過去幾個月市場上已有了預熱，但明確給出時間表的做法完全超預期。（馬春園）

　　導讀

　　澳新銀行中國市場經濟學家曲天石表示，外資行涉及“雙重監管”的問題，希望能通過中國監管部門的合作來解決；在融資方面，也期待給予外資行更多渠道。

　　4月11日，履新后首次在國際舞臺上亮相的央行行長易綱，給中國金融開放列出了具體落實的“時間表”。

　　其中，涉及到銀行業的具體為“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內外資一視同仁。允許外國銀行在我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第一原則是“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原則，這是未來進一步發展的方向。準入又分為股東準入和業務準入兩方面。國民待遇則意味著中外資銀行在持股比例、監管標準、業務資質準入等方面一致。

　　曾剛認為，股東層面目前明確了取消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未來業務準入方面的一視同仁值得期待，外資行的業務范圍將進一步擴大。不過，政策落地還有一個過程，分支機構的設立、業務的開展，都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即便政策落地后，外資行的實力也很難和中資銀行競爭。

　　東方金誠首席分析師認為，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開并不會導致外資控股銀行大幅增加。而外資銀行雖然業務范圍大幅擴大，可平等參與商業銀行競爭，但由于國內商業銀行具有較為穩固的客戶基礎，外資銀行在業務競爭上并不具備明顯優勢，短期內，外資的準入放開對國內銀行業的影響有限。

　　外資進入銀行業進程

　　東方金誠首席分析師徐承遠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開放是我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經之路。近年來金融開放進程逐步加快，力度和范圍進一步拓寬，主要建立在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不斷完善，金融機構綜合競爭力逐步增強，金融體系穩健性穩步提升的基礎上。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本次開放主要表現在取消外資持股比例、允許外國銀行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開展業務，以及稍晚可能落地的擴大外資銀行業務范圍。

　　2006年之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以分行形式經營，不具有投資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主體資格。2006年部分在華外資銀行開始轉為以本地法人形式經營。

　　光大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張旭的研究認為，在銀行業準入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明確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可享受“國民待遇”，即可經營針對中國公民和企業的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辦理承兌貼現等人民幣業務，在央行批準后，還可經營結售匯業務，但非獨立法人的外資銀行，經營范圍仍限于境外客戶。

　　此前，境外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行機構的比例也有限制，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對非上市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合計不得超過25%，戰略投資者需持有股權3年以上。

　　2017年3月，原銀監會發布了《關于外資銀行開展部分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提出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可以依法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

　　2018年2月24日，原銀監會重新修訂《中國銀監會外資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增加了外資法人銀行投資設立、入股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許可條件、程序和申請材料等規定，為外資法人銀行開展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外資行業務有望拓寬

　　澳新銀行中國市場經濟學家曲天石認為，相比放開外資持有銀行股權比例的限制，“國民待遇”涵蓋的內容更寬泛。雖然目前中外資銀行在監管指標上沒有區別，但在一些具體的業務上有所不同。網點的設立和資本補充方面難度更大。

　　近年來，外資行的業務范圍也有所擴大，可依法開展國債承銷業務、托管業務以及財務顧問等咨詢業務，且開展上述業務不需獲得銀監會的行政許可，采取事后報告制。同時，可以與母行集團開展內部業務協作，為“走出去”的企業的境外發債、上市、并購、融資等活動提供金融服務。

　　不過，近年來外資行的發展步伐相對較慢。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我國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2.93萬億，在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中占比約為1.26%，且這一比例從2011年以來持續降低。

　　而且，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盈利能力并不理想。銀監會的數據顯示，外資銀行的資產利潤率明顯低于全國商業銀行的平均水平。2017年末，外資銀行總資產利潤率為0.48%，僅為全國銀行業平均盈利水平的一半。

　　曾剛認為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既有業務開展受限、分支機構較少、資本金不足等因素，也有外資行母行自身的原因。國際大型銀行在金融危機后，都受到非常大的沖擊，因此對于設立在中國的子行，資本補充不足。加上目前還沒有外資行在中國上市，外資行缺乏其他外部的資本補充渠道。

　　曲天石認為，外資行發展緩慢，內在原因是中資行迅速發展壯大，外資行領先的優勢越來越少。比如原來的一些先進經驗、產品種類等優勢也不復存在。在資本規模上，外資行都屬于境外機構的子行，和中資法人銀行不是一個量級。

　　在金融危機后，各個國家對金融機構均加強監管，因此外資行在中國的子行，既要滿足母行所在國的監管要求，還要滿足中國的監管要求。開展業務時只能按照最嚴格的標準來進行，這也進一步掣肘了外資行發展。

　　曲天石表示，外資行涉及到“雙重監管”的問題，希望能通過中國監管部門的合作來解決；在融資方面，也期待給予外資行更多渠道。

　　對外開放與防風險并舉

　　曾剛強調，國民待遇并不意味著沒有監管，而是中外資的監管標準統一?！皣鴥鹊慕鹑跈C構很多業務需達到一定的資質準入，這樣的標準也應同樣適用于外資”。不過，隨著監管空間的擴大和外資行母行業務的回暖，未來外資行具有較大發展空間。

　　徐承遠還認為，此次金融開放遵循金融監管能力與金融開放程度并重，重視防范金融風險的原則。因此，加快開放進程、擴大開放范圍后，外資即使實現控股主要金融機構、或者由于經營范圍擴大參與國內金融市場競爭，仍是在國內監管體系的約束下合法合規開展業務，并符合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監管導向。

　　在徐承遠看來，在國民待遇基礎上采取負面清單機制，既提升了監管的透明度，為外資金融機構開展金融業務提供了明顯的指南，又有效管控了金融領域的風險隱患，有助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責任編輯：陳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