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北京立言金融與發展研究院院長）

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要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積極發展新能源。

應該說，降碳、環保、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金融在我國已經發展迅速。據統計，截至2020年末，綠色貸款余額近12萬億元，存量規模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8132億元，居世界第二。

綠色金融的發展效果，基于供給端來看，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加多元、參與主體越來越多、制度規則不斷完善；基于需求端我們則看到，綠色金融不僅與減少碳排放、減少污染等指標直接相關，而且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有效應對疫情，并且深入到金融機構文化建設中。綜合來看，綠色金融理念在新形勢下已經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切入點和“多邊共識”。

當然也需承認，我國“十四五”期間的綠色金融發展仍然存在挑戰，如綠色金融的概念與內涵界定不夠清晰、業務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支撐、在發展路徑上缺乏操作性強的政策與法律約束、配套中介服務體系不足、政策性與商業性金融支持邊界不清等。

對此我們認為，在全面圍繞碳中和推動經濟金融變革的背景下，需要從以下六個視角來重新認識綠色金融。

一是國際政治視角。日益嚴峻的氣候危機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一場大考，不僅對于經濟社會影響深遠，也是新形勢下國際政治的共識“抓手”。實際上，全球已初步形成碳中和共識，據相關機構研究統計，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共有 44 個國家和經濟體正式宣布了碳中和目標，包括已經實現目標、已寫入政策文件、提出或完成立法程序的國家和地區。我國在差異中尋求共同點，以綠色發展為抓手，積極響應碳減排號召，謀求多邊發展，彰顯大國責任與擔當。因此，綠色金融發展的大局，離不開助力、服務、支持這一政治共識的總體原則。

二是社會與生態視角。對此，需進行多重目標的梳理與整合。如過去，曾經在此領域有非常多的理論概念，包括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循環經濟、節能減排等?，F在，則需要從“碳中和”出發重新梳理與整合，看一下相關概念的邏輯關系是什么，怎樣才能統一到新的發展思路中。再如，綠色金融支持碳中和，并不能只依賴“外力”約束，而要從社會與生態視角出發，最終要落到人文與文化共識層面，間接地對金融主體的行為產生內在道德約束。

三是經濟視角。例如，必須要探討在新目標下，銀行信貸結構面向行業、產業、地區的調整，究竟帶來怎樣的影響，如何更有效地引導經濟資源合理配置。再如，綠色金融與碳中和目標相配合，還需要考慮經濟政策目標的優先次序問題，尤其對于就業、增長和穩定，需要充分權衡短期與中長期目標的協調，以及如何進行適度動態轉換。

四是金融自身視角。需要思考三個方面的問題，包括：現有的金融體系如何更有效地支持與“碳中和”有關的經濟活動；如何構建有效的碳金融市場，即本質上是把與碳市場有關的要素進行資本化和金融化；金融體系支持“碳中和”項目的風險控制，尤其是結構性沖擊、產業風險等問題。特別需關注的是，綠色金融體系的核心要素包括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等，現有的“短板”可能更多體現在非銀行金融機構服務和資本市場服務方面，如需要進一步探討如何利用一級和二級資本市場，以及股權投資基金的作用。

五是機制設計視角。需要基于宏觀、行業和微觀等層面進行分析。宏觀層面上，“碳中和”依然是傳統理論的熱點問題，在機制設計上需要將各方權利和義務進行有效匹配。行業層面上，完善綠色金融標準、金融監管、金融規則等，都是用外部變量來解決綠色金融活動中的治理機制矛盾。微觀層面上，需要將“碳中和”目標分解，落實到具體的金融機構和企業中，實現真正的“激勵相容”與機制約束。

六是技術視角。一是充分利用金融科技來解決現有綠色金融“成本高、效率低”問題，從而既提高服務效果，又能為金融機構開拓出新的“藍海業務”。二是全面分析數字經濟與數字金融的“碳中和”問題。嚴格意義上說，并非所有的數字經濟模式都是綠色、低碳、低能耗的，這對綠色金融產生了更復雜的影響。同時，伴隨著加密數字貨幣、Defi等去中心化金融的發展，數字金融模式也衍生出更復雜的形態，其自身如何實現“碳中和”也是繞不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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