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在利用比較優勢方面，吸引跨國投資的稅率工具仍有較大的運用空間，同時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并未將稅率作為主要的手段，通過逐底競爭吸引跨國投資，這一點我們站在了全球責任道義制高點。未來全球按照國別厘定最低稅率，相信中國良好的發展勢頭仍將吸引更多的跨國投資。 ]

數字經濟“征稅權”問題提出后正在醞釀國際共識。2020年1月，《OECD/G20關于實現包容性數字服務稅框架的“雙支柱”路徑的聲明》發布，提出第一支柱中賦予每個用戶參與市場征稅權問題，第二支柱中最低稅率制定的技術性問題等。經過長時間的博弈，2021年6月西方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將“全球最低稅”作為重要內容之一發布。有媒體稱，“全球最低稅”方案將使對逾1000億美元利潤的征稅權轉移到利潤產生國，由各國公平分配對跨國企業利潤的征稅權。

“全球最低稅”初步方案是，稅率為15%以上，適用于除航運業外、營業額7.5億歐元以上大企業。針對全球營業額超過200億歐元、稅前利潤率超過10%的跨國公司，營業額門檻在七年后降至100億歐元。采掘業和受監管的金融服務將被排除在跨國公司征稅地規定之外。日前OECD（經合組織）宣布，全世界130多個國家共同簽署“雙支柱”方案聲明，白宮也聲稱各國都支持其“全球最低稅”方案。英國財政部聲明說，全球稅收改革要求技術企業公平納稅。那么如何看待這項“征稅權”轉移？它對于中國將產生什么影響？中國應如何迎接挑戰？

國際稅收是涉及國家稅收主權的重大國家利益和發展利益問題

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獨立自主的征稅權、自主協定的稅收權、自主選擇稅收管轄權是國際稅收理論的基本原則。稅收主權包含在國家主權之中，自主征稅權來自憲法，不受他國控制。主權國家有權按照對等原則，自主決定給予有關國家稅收優惠。各國的稅收管轄權既可按照地域管轄，也可按照居住管轄，各國自由選擇和行使稅收管轄權，確定征稅權力，解決國際雙重征稅問題。

1.數字技術的興起、電子商務的發展直接挑戰了各國稅收主權。

當前數字平臺“一點接入、服務全球”的特征，極大降低了國際貿易門檻和成本。2008~2018年10年內，全球數字出口交付貿易從約2萬億美元增長到近3萬億美元，年均增長5.8%，高于同期商品和服務貿易增長速度。2014~2019年，全球跨境電商市場規模從2360億美元上升到8260億美元，年均增速27%，一半以上的全球服務貿易通過數字平臺實現。

2013年OECD和G20（二十國集團）國家共同推出了“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BEPS），同時歐洲國家還強調了所謂“雙支柱”解決方案，將對于大型跨國技術企業的征稅權還給東道國（市場國）。從照顧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利益來看，雙支柱方案較好融合了不同發展水平、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利益，有助于國際稅收的協調和合作，這是“數字稅”思想的由來，其實質就是以數字大國美國為一方、其他國家為另一方，對于數字經濟創造的新價值重新進行分配。

2.“數字稅”并非什么“新稅種”。

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對于“數字稅”的認識比較模糊。朱青教授認為，“數字服務稅是一個新稅種”，白彥鋒教授雖支持此說，但又說它“不是一個單獨的稅種，而是傳統稅制如何向數字經濟遷移覆蓋的問題”；姚前認為，數字稅本質上是“來源地稅收管轄權”。我們認為，必須從政治經濟學高度去認識，才能說明“數字稅”及其本質。

“數字稅”本身無非是科學技術生產力——“數字經濟”出現之后，推動剩余產品增加后“扣除”的新形態，所以，它不是什么新稅種。進一步推論來說，剩余產品屬于誰，“數字稅”征收的權力便歸屬誰?？梢妼W者強調“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數據確權問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西方七國“雙支柱”征稅權建議有待凝聚更多共識

七國集團公報將15%和20%兩個指標稱作新的“雙支柱”，我們認為，一是，15%的全球最低稅標準的合理性如何，有待檢驗。美國大企業的稅率差異很大，一些巨型企業的稅率只有個位數，甚至長期低于零并非什么秘密，完全不是按照2017年稅改前的35%，或者稅改后的21%納稅的。實際上歐洲企業稅率也差別很大，其中匈牙利為9%、愛爾蘭為12.5%、葡萄牙為31.5%、法國為32%，OECD國家普遍堅持，稅率應當由各國確定協商一致。

歐盟試圖通過對公司征稅為建立統一的財政基礎做準備。在稅制改革方面，歐盟在2011年提出了“共同合并企業稅基”（CCCTB），這是一套用于計算歐盟企業應稅利潤的規則。CCCTB要求跨境公司在計算應稅收入時，只遵守單一的歐盟制度，為其在歐盟的所有活動提交一份納稅申報表，歐盟內部的虧損和利潤相互抵銷。合并的應稅利潤將使用分配公式在集團活躍的成員國之間共享。然后，每個成員國按照本國稅率對其利潤份額征稅，可見歐盟并沒有統一的最低稅率。

二是，七國集團提出，“給予市場國家對利潤超過10%的最大和最賺錢的跨國企業至少20%的征稅權”。提出這一標準盡管規避了歐洲按照稅基劃分征稅權的思路，然而給予消費市場國家20%的征稅權是否合理，也有待多數國家的認可。以歐洲為例，由于英、法、意、西班牙等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數字大國，所以大致支持數字稅；愛爾蘭、盧森堡長期依賴低稅率吸引跨國科技投資，所以反對數字稅；而丹麥、荷蘭、瑞典和芬蘭四國雖然數字化程度高，但丹麥、荷蘭兩國明確反對數字稅，瑞典和芬蘭兩國則持中立態度。

三是，七國集團提出按照不同國家分別核算最低稅率，那么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是否都要按照15%確定最低稅率，也可能產生諸多爭議。西方提出，全球最低稅協議不包括任何針對中國的排除或例外，這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

四是，“全球最低稅”說到底只是國家間的“承諾”，是否要成立具有執法嚴肅性的全球最低稅核查機制是政策難點。從歷史上看，全球產量大國、貿易大國和市場大國往往具有實力占先優勢，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國也往往是國際規則的“破壞者”。所以，解決全球稅收協調是一項綜合性工程，除了要求OECD、G20國家共同加入，還要帶動全球各國和地區參與，尤其是解決隱藏在西方經濟體系中的“避稅天堂”是關鍵，解決大型電商企業的征稅權問題，此次部分“避稅天堂”簽署OECD協議顯示了良好開端。

站在全球稅收協調和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審視“全球最低稅”

首先，中國必須重視發展利益?！度驍底纸洕偁幜Πl展報告（2020）》顯示，中國數字產業競爭力連續四年居全球首位，且與位居第二的美國相比，領先優勢逐年擴大。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5.8萬億元，GDP占比增加到36.2%，對GDP貢獻率高達67.7%。2019年，美中兩國占據了全球70個大型數字平臺市值的90%，美國的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和臉書，以及我國的騰訊和阿里巴巴目前占據了全球市場總價值的三分之二，可見中國的發展利益越來越多蘊含在數字經濟中。

其次，大國要重視在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做出正確權衡?？鐕顿Y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及就業推動大，而影響跨國投資的因素可分長期和短期兩種，諸如國家政治穩定、法規健全、經濟增長好、市場廣闊、基礎設施完備性、對知識產權保護有力等都是主要因素；而諸如稅率的調整、財政赤字的年度變化是短期因素。只有對跨國投資產生長期影響的因素才是根本性的，而跨國企業決定是否投資或追加對東道國投資，往往要綜合考量，其實際邊際有效稅率是指標之一。

中國目前的法定稅率為25%是合適的。據2017年美國國會有關報告，中國的平均稅率為19.1%，高于同為G20成員的澳大利亞（17.0%）、加拿大（16.2%）、德國（14.5%）、英國（10.0%）；而中國邊際有效稅率約為10%，則高于南非（9.0%）、加拿大（8.5%）、沙特（8.4%）、土耳其（5.1%）、俄羅斯（4.4%）、韓國（4.1%）等。由此可見，中國作為復興中的大國，在利用比較優勢方面，吸引跨國投資的稅率工具仍有較大的運用空間，同時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并未將稅率作為主要的手段，通過逐底競爭吸引跨國投資，這一點我們站在了全球責任道義制高點。未來全球按照國別厘定最低稅率，相信中國良好的發展勢頭仍將吸引更多的跨國投資，這一點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得到了最好證明。

中國應在數字大國建設和國際稅收協調方面主動出擊

中國的策略應當在加強數字大國和主導有關體制機制建設方面體現擔當。其一，就“給予市場國家20%的征稅權”的西方方案展開國際協調和談判。我國目前盡管有不少大型數字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但是國內數字企業對于美國數字企業，在世界市場的規模還是很小的。例如谷歌擁有大約90%的互聯網搜索市場，臉書占據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社交媒體市場，亞馬遜在全球在線零售活動中占近40% 的份額。

其二，我國應當采取與歐盟類似的按照“數據權”的征稅策略。也就是，中國作為市場大國，長期內在全球“數據”的現實規模和潛在增長都是無與倫比的，因此甚至還可以將20%的分配權要求提高，比如說提高到33%。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