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的第5年。今年年初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強化鄉村振興金融服務，并從金融資源配置、涉農信貸風險分擔、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給出具體指引。

在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前5年，《金融時報》記者在縣域采訪中發現，隨著農村金融環境的改善和基礎金融服務的進一步普及，農戶的金融意識明顯增強；并且由于更多生產生活場景被打通，農村金融服務模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普惠金融發展隨之深化。不過，農村經濟社會與農村金融的共同發展帶來的是農戶對金融服務的更多元需求，目前農村金融供需仍存在諸多的不匹配，這其中需要更多有針對性的服務方式創新，尤其是各方要加強對數字技術的運用與共享，也需要地方政府從觀念和機制建設層面實現突破，以合力打破金融支持鄉村振興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瓶頸。近日，在中國區域經濟學會金融專業委員會與中國扶貧發展中心鄉村振興智庫平臺聯合舉辦的“首屆金融支持與鄉村振興高端論壇”（以下簡稱“論壇”）上，與會專家和農村金融從業者重點圍繞數字金融賦能鄉村振興和地方政府運用金融資源支持鄉村振興兩個方面，對待破解障礙和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探討。

推進數字鄉村建設

優化農村數字普惠金融體系

去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了“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對此，北京工商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張正平在論壇上表示，“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正式提出可以被視作《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這一戰略發展規劃在農村地區的深度延續。

事實上，在此之前，數字金融賦能鄉村振興的實踐已在我國廣泛鋪開。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朱太輝總結，從業務模式上看，金融數字化轉型賦能鄉村振興的探索已出現了包括助農服務站、本地鄉村產業鏈式服務、整村授信、線下網點智能化改造、銀政企合作以及金融村官在內的6種經典模式。如果從機構業務轉型角度講，處于金融服務供給端的傳統金融機構、電商平臺、第三方互聯網金融平臺和互聯網銀行也正在通過應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分別借助自身優勢，探索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的面向農村地區的數字金融發展路徑。

不過，除了農信機構可以依托貼近農村地區的服務網點來打通線下場景并獲取一定量的信息之外，其他農村數字普惠金融供給方對線上數據信息的依賴較大，如果不能持續發掘有效信息，相應的金融服務也難以實現迭代和創新。這也是目前農村數字金融服務難以形成真正差異化的重要原因——基于可以獲取的數據信息，金融機構能夠發掘的有效需求還相對有限，那么在金融服務下沉的背景下，可能就會形成農村金融競爭過度與服務不足的并存。

在張正平看來，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是不少農村地區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同時農村居民的數字鴻溝有待跨越。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離不開基礎設施的支撐，不僅是信息基礎設施，也包括數字資源和信息技術產業，這些是鄉村產業數字化、農業經營和服務數字化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基礎。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已上升至57.6%，但將較高互聯網普及率轉化為金融服務數字化，中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需要農村居民具備較高的數字素養，同時圍繞產業和消費，當地已積累了一定的有效基礎數據資產和足夠的數據治理能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期針對鄉村數字素養調查分析顯示，我國農村居民數字素養得分比城市居民低37.5個百分點；此外，目前部分地區農業的數字化程度也不高，農村數據歸集和利用水平較低。再加之中小金融機構普遍缺乏數字化人才，導致有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生態缺失，具體表現為金融機構提供數字金融服務的能力不足，綜合性的大數據信用體系建設與使用難度大、數字金融應用場景發掘不充分以及相關的政策體系不完善等。

朱太輝和浙江網商銀行縣域金融部總經理高翔也從農村產業金融服務的角度反映了這一問題。朱太輝在論壇上提到，農村產業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產業鏈本身和金融對供應鏈上各個環節數據挖掘、場景運用等方面的良莠不齊，前后環節之間缺乏良性協同，導致產業發展和金融創新很難實現全方位地相互促進。盡管部分大型銀行和互聯網銀行已在探索通過創設農村產業數字化場景來推進金融服務，但其商業可持續性仍有待觀察，并且還是需要整體的數字鄉村建設來提供信息驗證和產品迭代。

好在一系列支持政策已然出臺。2022年1月初，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依據“十四五”規劃制定提出新時期金融科技發展指導意見，明確金融數字化轉型的總體思路、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和實施保障。近年來，全國主要一、二線城市都相繼出臺了金融科技相關的產業扶持政策，通過招商融資、人才補貼、融資支持、研究獎勵、專項投資基金等各項優惠政策促進、鼓勵、扶持金融科技發展；同時，各地方也在積極申報金融科技相關試點并出臺配套措施，穩步推進相關項目落地工作。此外，朱太輝表示，金融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需要利用好四大抓手，一是數據抓手，既為數字鄉村治理提供工具，也要加強鄉村振興數據治理基礎設施應用，強化金融數字化服務的數據基礎；二是產業抓手，既要與核心企業合作強化供應鏈金融服務，也要推動供應鏈上實體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三是生態抓手，既要全面構建農村普惠金融特色生態，也要借助科技公司技術優勢提升數字化農村金融服務能力；四是渠道抓手，既要做強做優金融服務網點和移動金融服務，也要做好做細線下渠道。

注重利用政府之手撬動市場資源

中央出臺了諸多的金融支農政策，但具體成效還要看地方政府的重視和落實情況。以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為例，這個過程需要多部門的密切配合，建設初期也需要地方財政給予資金支持，這背后無疑是地方政府的重視與統籌。

我國地區之間的金融發展差距較大。從2020年統計數據情況看，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55.8%、17.8%、18.5%、7.9%；分結構看，短期貸款、中長期貸款、票據融資余額在不同地區也均有一定差異；社會融資中企業債券融資規模差異更大，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企業債券分別同比增長 68.7%、14.6%、16.6%、0。與此同時，我國金融資源的體量比財政資源高很多，而2021年底的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314.13萬億元，這可能會進一步拉大金融服務對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的影響。特別是在我國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人口更多、小微企業的脆弱性也更強，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以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戰略，地方政府向地方金融環境優化提供足夠的重視和支持就更為關鍵了。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區域金融專委會主任楊德勇在多年的調研中發現，部分地區政府之前對于金融的認識不到位，相對于財政，盡管金融資源體量更大，但地方政府在運用金融資源的過程中并沒有形成優化金融生態環境的意識。記者在近年來的采訪中也發現，部分中小銀行的存量不良資產都與政府投資公司相掛鉤，有地方政府之前確實存在干預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的行為，但對地方信用環境建設、機構產品創新、信貸風險分擔方面的支持有限。另外，有地方政府對大企業、大項目的“保護”，也不利于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長效機制建設，長此以往，不利于地方金融生態的優化，農村金融、小微金融等薄弱環節更容易出現發展滯后。

針對于此，楊德勇提出，地方政府有必要更加重視金融資源的地位，將其由從屬的產業地位轉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上來；并且根據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地方金融發展總體規劃，提供全面的政策指導，為發展地方經濟服務。除了提高重視程度，地方政府也應努力完善金融體系，包括推動社區銀行、貸款公司拓展服務網點和推動企業在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來豐富地方金融服務的層次，滿足多樣化金融需求；政府還可以通過與銀行、保險合作，提供金融風險分擔力量、培育保險的“社會穩定器”作用。在數字金融發展方面，各地除了要構建和完善服務于本地區的科技金融服務平臺外，也可以對科技金融各項活動進行監督，對出現的問題進行積極引導和管理。

責任編輯：方杰